对《志斋公年谱考》的几点补充

对《志斋公年谱考》的几点补充
● 邓锦才
     
     2010年8月间，正当宝洞邓氏族谱编委会研究探讨志斋公有关年谱问题时，我接到了宝洞宗亲雨文叔的电话。电话中，他与我交换了对志斋公年谱的一些看法，并嘱我利用在北京暂住(帮忙照看孙子)的机会，看能否查找一下历史资料，以为志斋公年谱中几个重大问题的证据或线索。为此，我于2010年8、9月间五次进入国家图书馆，每次费时一天；后又试图进入国家档案馆，因无单位证明而被拒绝。通过查阅国家图书馆宋、元、明三朝的大量史料，结果在宋史、元史、明史和宋、元、明福建、广东通志以及宋、元、明进士表中，均未发现邓文渊、邓志斋的名字。虽然如此，自己仍感觉收获颇大，其中许多史料对廓清志斋公的某些错误记载有很大帮助。
     2011年春节后，我又收到雨文叔寄来的《志斋公年谱考》。拜读后，除个别问题外，本人基本同意该文的观点，同时深感宝洞宗亲对拥有数十万后裔的志斋公年谱的研究意义重大。我想，只要秉承尊重历史的宗旨，依靠世界各地宗亲的通力合作，耐心查找，客观研究，就一定能够找出正确的答案，我愿意为达此目的而尽微薄之力。现将本人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陈述如下，作为对《志斋公年谱考》的几点补充，欢迎广大宗亲指正。
    一、志斋公生于何时?
据许多族谱记载，志斋公生于南宋年间，有的还具体到公元1121年。1121年(辛丑年)，为宋徽宗宣和三年，仍属北宋，离宋高宗南迁临安(今杭州)尚距6年。所以，生于南宋年间说，本身就是矛盾的。《志斋公年谱考》中引用了《台湾邓氏谱》和《广宁邓氏谱》记载的志斋公安葬时间：“始祖志斋太乙公墓葬于程乡松口杨径，……大明癸未年(即永乐元年、1403年)季冬吉日葬”。谱中还记述志斋公享年九十有九，坐谈而归仙。
按上述享年和卒葬年份推算，志斋公应生于元大德八年(即公元1304年)。若按古时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则应生于1305年，即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年)。对志斋公的这一生卒时间(1305年一1403年)，我持支持态度，因为有确切史料证实志斋公之前九世祖先绾公和前八世祖先洵武公的具体生卒时间。据此再推算出志斋公的出生年代，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据翟国璋主编的《中国科举辞典》介绍：邓绾(1028—1086)字文约，成都双流人，宋进士。邓洵武(1055一1119)字子常，成都双流人，宋熙宁中进士。又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史》介绍：邓绾……未去邓而卒，年59。子洵仁、洵武。邓洵武，宣和元年薨，年65，赠大傅，谥文简(注：两公享年均以虚岁计)。而最确切的记载则出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该年表完全是按当时官方记录编印的。请看下列记载：
    北宋经抚年表卷二
    △京东东路安抚使、兵马巡检：
    元丰六年(1083)邓绾
    七年(1084)邓绾
    八年(1085)邓绾。五月丙午，绾自青州改永兴。
    △京西南路安抚使、兵马巡检：
    元丰八年(1085)邓绾。六月戊寅，新知永兴邓绾知邓州。
    元祐元年(1086)邓绾。四月辛卯，绾改扬(州)。
    △淮南东路马步军都总管，知扬州，淮南节度管内观察使，扬州长史事：
    元祐元年(1086)邓绾。四月乙卯，邓州邓绾知扬州；乙卯，卒。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撰写拙作《我这一代人》(2009年10月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时，曾查阅过《宁化客家姓氏源流》“邓氏”目，书中这样记载：“绾，宋神宗时为御史中丞，贬知虢州。因被谤，寄迹泉州”。绾公因遭诽谤，被频繁贬斥，最终愤然弃官，不辞而别，逃匿于福建泉州，成为人闽始祖。正由于此，《北宋经抚年表》中才有“元祜元年四月乙卯，邓州邓绾知扬州；乙卯，卒”(即同一天上任，同一天去世．)的记述，而《宋史》更以绾公“未去邓而卒”作结。产生这些错误记载的原因，估计主要是因为绾公私自弃官出走，不为朝廷所知的缘故，实际上用“未去扬而潜”才比较准确。
    北宋经抚年表卷二
邓洵武传：
政和二年(1112)知河南，召为中太一宫使，连进观文殿大学士，为大名尹。
政和三年(1113)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佑神观使留修国史，改保大军节度使。未几，知枢察院。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如果志斋公是1121年生人，那么距绾公和洵武公的出生时间分别仅有93年和66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繁衍八、九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假若志斋公是1305年生人，则与绾公和洵武公分别相距277年和250年，每代平均约3 1年，这就比较符合中国人繁衍的规律。
    二、志斋公在哪个朝代中进士?
    如果以志斋公生于1305年(元大德九年)，卒于1403年(明永乐元年)为前提，那么，志斋公就不可能是南宋进士，明朝进士的可能性也不大，而在元朝登进士第则比较合理。理由是当他步人明朝首次开科取士的洪武四年(1371年)时，已是66岁的老人了；而且明初仅开科一次后，朱元璋就下令暂停了贡举，直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才恢复科举取士，而此时志斋公已年高79岁，不太可能再去参加考试了。
关于元代的科举情况，鹭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状元名录》有这样的记述：元朝开国初期并无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才开始制定出科举考试的各项制度和章程。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方才正式实行科考取士。”元朝的最后一次科考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又据《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记述：元科举从延祐二年(乙卯科)恢复，直至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停办，共十六科，期间延续51年。
如果志斋公在此期间参加科举考试的话，年龄正好在10岁至61岁之间。青少年读书，青年或中年中进士，顺理成章。又据徐晓望主编的《福建通史》中“元代福建的科举”一节记载：“元朝每次科举所取的300人中，蒙古75人，色目75人，汉人75人，南人75人。南人的名额又分摊给各省，其中江浙省仅有28人，福建为江浙的一部分，名额更少。”该史还介绍说：“元代的《科举登名录》已佚，仅就陈衍民国《福建通志》科举所收集的元代科举名录来看，元代福建进士最多的是福州路，共计45人，建宁路33人，兴化路15人，延平路11人，泉州路3人，漳州路2人，汀州路2人，邵武路2人，另有1人籍贯不明，总数为114人。”志斋公的家乡宁化属汀州路，说不定他就是那两个中的一个。
翻阅《中国科举辞典》，登录在册的邓姓元代进士仅有邓顺(河南鲁山人)、邓梓(江西奉新人)、邓世纶(山东武城人)、邓用斌(建昌人)4人，却未见邓文渊或邓志斋的名字。在其它有关科举的史料中，也同样查不到。这是为什么?《中国科举辞典》编者在“前言”中指出：  “像元代进士，历来就是史学研究的重点、难点，我们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比较有把握的才选人”。
《福建通史》也说元代科举登名录已经遗失，上文已提到过。这些记述都说明元代的史料残缺不全，要想搞清元代的进士情况比较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元起朔漠，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本乏记录；且由外族人统治汉人，统治者对记录真实的国史也会有避讳，所以，元史研究成为难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志斋公在哪朝为官?任何职?何时弃官潜居?
《志斋公年谱考》认为志斋公可能在元代为官，我也持相同观点。首先是因为此说在时间上容易说得通。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时，志斋公已经63岁。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记载(包括族谱)中都无志斋公投奔朱元璋，为其打江山立过尺寸之功的记录和传说，如此怎么会被明朝重用，且官至“藩司”?同时还必须注意两个情况：一是志斋公当时已有六妻九子。不在此前做官，难有此等荣华富贵。
二是遭遇“世变”而潜逃他州。明洪武年间曾发生过株连数万人的胡惟庸乱党案，但那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的事，而此时志斋公长子文公迁居福建武平县，三子恭公迁居长乐县、龙川县已过去11年。可以说，志斋公在明朝为官不具备条件。那么，排除掉明，就只能是元。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志斋公生前留下的那首传世诗：
簪缨世代振箕裘，甲第扬名仕路优。
官至藩司多善政，德敷东粤选鸿猷。
进京遇寇遗文牒，部议提参更姓游。
明哲保身归松口，因逃世变潜他州。
如果这首诗是真实存在的话，其中“官至藩司”则令人费解，因为“藩司”这一官  称只有明、清两朝才有。请看赵德文、汪长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官称辞典》所列的省一级行政、监察长官官称表： 

朝代	行政	监察
唐	转运使 度支营田使	观察使
宋	都转运使 转运使 提举常平司	提点刑狱公事
元	行省参知政事 宣慰使	肃政廉访使
明	左、右布政使司 布政使	按察使司按察使
清	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	提刑按察使 按察使

    又查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其中“藩司”和“布政使”条的注释如下：藩司，即“布政使”。    
    布政使，官名。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宣德以后，全国的府、州、县等分统于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
    以上清楚地表明：藩司(布政使)只在明、清两朝有此官称，元朝与此对等的官称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专门查阅了广东、福建两省的省志，均未发现元、明两朝志斋公(文渊公)任职的记录。因为志斋公传世诗中有“德敷东粤选鸿猷”一句，“东粤”地区比较明确，因此我重点查阅了广东元代省级各行政机构的设置。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史》记述：元时，朝廷以中书省为行政总枢，各行省设行中书省、宣慰使司及儒学提举司、官医提举司等。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设广东盐课提举司，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市舶提举司，两提举司均隶属广东宣慰使司。想起梅县松口志斋公墓碑上所刻的“提举司”官衔，我猜测志斋公曾在广东先任某提举司，后升至行省参知政事或宣慰使。至于诗中“官至藩司”一说，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写诗谴词用字的局限所致。志斋公逝世时已到了明永乐元年(1403年)，距洪武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已有27年，可能当时“藩司”已成为省最高行政长官的普遍称谓。另外，志斋公写那首诗的目的，很可能是为留给星散各地的后代子孙看的，因此，该诗不太可能在元末逃难时写成，极有可能是老年时作为传世遗产所作。写七言律诗有文字局限，一行七字，若写成“官至参知政事”或“官至宣慰使”就多了字，而选用意义相同的当时通用的称谓“藩司”，则比较合适。这只是一种猜测，但也只好暂作此解释。
    那么，志斋公又是何时弃官出走，潜居松口的?还是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元末朱元璋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地、统一中国的进程吧!据蔡东藩所著《元史通俗演义》和《明史通俗演义》描述：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元日在应天(今南京)即吴王位，不久便分遣各路大将率军北上、西攻、南下。经几年征战，其中部将廖永忠等在平定福建后，奉吴王命，会同赣州指挥使陆仲亨，进掠广东。元左丞何真奉表归附。廖永忠至东莞，何真出迎。廖率兵进广州后，元参政邵宗愚诈献降书，被永忠察觉，乘机偷袭，擒住宗愚，立命斩讫。在此之前几个月，即戊申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已即皇帝位，国号明，改元洪武。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志》也进一步证实了明军占领广州的事实：“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部将廖永忠率军到达广州，元朝守将何真投降，明军占领广州”。
    以上记述明确了这样几个史实：(一)福建、江西先于广东被廖永忠部占领；(二)明军于1368年4月占领广州；(三)此时的广东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为邵宗愚。从上述史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志斋公曾任职广东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的话，则肯定不是廖永忠攻陷广州之时，而是在邵宗愚之前，说不定邵就是他的继任者。此外，这段史实也为志斋公任满赍表进京受阻作了注解。进京之时福建、江西一带已经兵荒马乱，元政权岌岌可危，致使志斋公无法赍表进京(元大都，今北京)，转而潜逃他州。其实，志斋公诗中“进京遇寇遗文牒”一句，就明白告诉他在进京途中遭遇了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并遗失“文牒”。因为按正统说法，凡反对当朝的起义军都会被称作“寇”。据《志斋公年谱考》引自有关族谱的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为志斋公人粤定居后的第三年。这一时间指明志斋公弃官出走应在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也就是说；第二年就发生了广州陷落的事。可以想见，既面对朝廷“部议提参”，又面对起义军大兵压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志斋公选择“明哲保身归淞口，因逃世变潜他州”，应该是很明智的。
    四、为什么先人记谱入宋而不入元?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我很同意《志斋公年谱考》中阐述的第二个观点，即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使然。汉人特别是汉人中的士大夫皆以生于受蒙古人压迫、统治、欺侮的元朝为憾，更以中元朝进士，做元朝官吏，替蒙古人做事为耻。尤其是在明朝统治276年间，这种现象最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只要客观地反映历史，都是正常的事。从现在的角度看，更没有任何刻意隐瞒、避讳、更改历史事实的理由。所以，拨开罩在祖先身上的某些迷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既是寻根问祖的需要，也是弘扬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的需要。作为后世子孙，我们应尽力为之。
    上述各点，初步阐述了本人对志斋公生平几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但这些看法都是依据族谱和史料所进行的分析、研究、推断，而最重要、最有力的证据目前尚缺乏。本文只是勾画出一个基本轮廓，仅提供一些释疑解难的线索，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让广大宗亲共同研究探讨，努力去查找相关证据。我认为，解开志斋公身世之谜有两个重点：一是哪朝哪科中的进士；二是在何处为官，官至何职。为此，我建议今后在继续大量收集各地各支族谱的同时，可考虑派人到福建省档案馆、图书馆及福建宁化县、长汀县(原汀州路所在地)档案馆，重点查找进士名录和名人表；然后再到广东省档案馆、图书馆，重点查找广东元代职官表。我相信各地的元代历史资料不会丢失干净，只要认真查找了，就会有突破的希望。
    2011．4．8
    编委会注：作者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青年部政治处处长、广州军区党委秘书，转业后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珠海分公司总经理，著作《我这一代人》已出版发行并收入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