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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与辛亥革命 作者 樊振

发布时间:2011-05-27 16:22:00 人气: 来源:未知

邓演达与辛亥革命
樊 振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同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当孙中山改良的愿望落空后,他奔走于海内外,为革命而呼号,“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终于划破清王朝黑暗沉寂的夜空,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鹿颈村,1931年11月29日夜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是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追随孙中山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中起过重大作用。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足见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器重。
少年时代的邓演达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从小就萌生了立志学习军事,做一个出色的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军人以报效国家的愿望。
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使他受到了更大的激励。1909年,14岁的邓演达先生即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编为第四期学生。由于他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聪颖过人,在同学中有“铁汉”之称,为校长邓铿(字仲元)所赏识,并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宣誓时还打了手印。当时全校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只有20多人,各期学生都有一位党务主持人。 邓演达这一时期的同盟会员有郭冠杰、肖冠英、廖尚果、陈济棠等人。有一次邓仲元对其同乡学生廖尚果说,要多努力,争取得个第一名,为惠州人争光。廖回答说:争取第一名自有邓演达,轮不到我,不找这个麻烦。参加同盟会后,他们经常传阅秘密的宣传刊物,受到很大的教育。每逢节假日,又经常集结在一起,到黄埔郊外活动,议论国家大事,在革命大潮中,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当时,同盟会干部姚雨平负责广州附近军事学校和巡防营的组织发展工作,经常需要与各地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清官府因广东新军和巡防营不稳,风声鹤唳,故而对出入军中的人员有盘问搜查。邓演达聪明机警,个子矮,“以年幼,长随姚雨平辈作交通员,往来于广州佛山间”,不易引起清兵的怀疑,“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经手传达,机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党员皆亟加称许。”
1910年,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由于事起仓促而失败,清军到处捉拿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邓演达、郭冠杰等“陆小”学生身着军服,佩戴校徽、臂章,秘密携带宣传标语,避开军警,由黄浦进城,四处散发传单。反清宣传品的出现,使清廷官吏触目惊心,激发了人民反清的斗志。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花岗起义的枪声震撼着黄埔陆军小学的每个角落。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本来受命于4月29日配合起义,因提前起义失败,未及执行命令。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4个省市立即响应,宣告独立。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了革命军,邓演达与郭冠杰等人,被派往汕头。住在致安街长发祥客栈待命,随后参加姚雨平领导的韩江第四军。邓演达等人到了汕头之后,与当地义军会和,分三路分别进攻警察局、水巡局和炮台。清朝官兵闻风而逃,未及交锋就缴获一百多支枪。潮汕之役胜利后,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广东军政府。“陆小”的学生军从潮汕回到广州,邓铿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16岁的邓演达当教官,在革命军中成为佳话。
12月8日,姚雨平组织了8000人的广东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8日到达上海。次年2月间,英勇顽强的广东北伐军在安徽固镇、宿州一带,击败清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张勋以及倪嗣冲率领的北洋军。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致电姚雨平、林震,表示“深堪嘉许。”“陆小”革命军一直跟随姚雨平北伐,在战争中得到很好锻炼,邓演达的军事才能渐露头角。然而,南北议和,双方同意,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袁上台后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令解散各省义军,中国天空重新阴云密布。在徐州待命的广东北伐军奉命返回南京,邓演达等正规军人,只有执行上级命令,协助做好民军官兵的工作。他们将前线牺牲的北伐军官兵的遗体收殓后全部带回南京,在莫愁湖畔择地合葬。孙中山为墓碑题额“粤军阵亡烈士之墓”。
眼见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邓演达十分悲愤怅惘地由南京回到广东,继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革命派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决定重习军事。他与郭冠杰一起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作插班生,据和他同一住房的郭冠杰回忆说:他“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
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奋,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策划,以林震为总监的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由于炮兵叛变,反袁北伐军未及行动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义亦接连失利,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在辛亥革命后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军阀、官僚、政客攫取了政权,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亲历者何遂在回忆录中反映他那时痛苦的心情:“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邓演达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写的代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前进论坛》特约通讯员、农工党理论研究江苏点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