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民本文化观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震古烁今，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是其忧乐思想的集中体现。忧乐思想源于儒家的民本理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仲淹民本思想内容丰富，如有学者从“占人不占天”、“问道不问禄”、“重德不重位”、“崇圣德而务农事”、“有忧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心为心”、“质文相救，在治防乱”等七大方面阐述了范仲淹的以民为本思想，并认为他的这种思想是“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思想理念的一个很好的传承”。
 
一 尊重、利用与开发民俗文化
 
　　范仲淹关心民风民俗。他的诗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对民俗风情的描述与赞美。如他在拒夏治庆州时，作有劝农诗，对庆州重农的风习作了描述：“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自愿诵《豳风》。”在主政邓州期间，他对邓州淳厚的民风赞叹不已。他在《依韵和安陆孙司谏见寄》说“穰下故都今善藩”；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说邓州“古来风化纯”；在《邓州谢上表》中也说：“风俗旧淳，政事绝简，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在《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说“南阳风俗常苦耕”，但希望人们永享太平安康，“民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在《览秀亭诗》中，他描绘了邓州春天的踏青之游民俗：“萧鼓动地喧，罗绮倾城游。五马不行乐，州人为之羞。”其时，士女“彩丝穿石节，罗袜踏青期” 。“彩丝穿石节”，范仲淹自注云：“襄邓间旧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取小石通中者，用彩丝穿之，带以为祥”。范仲淹还记载了邓州的宴饮礼节，即招待客人，先敬三杯，然后才可以行酒令。他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中写道：“礼俗重三爵，今乃不记巡。”
　　范仲淹注重利用与开发民俗文化。皇祐元年 (1049), 范仲淹知杭州，次年吴中大饥 , 殍殣枕路 , 范仲淹除实施传统的开仓“发粟”等赈灾措施外，根据“吴人喜竞渡”的风习，“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竞渡出游拉动了贸易饮食等服务业，为小商小贩等提供了商机。正如范仲淹所说：“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这种利用和开发民俗文化来缓解灾情的举措，效果显著，“是岁，两浙惟杭州晏然不流徙，皆公之惠也”。
　　邓州有祈雨之俗，大旱无雨，民间自发举行祈雨仪式。《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说：“龙遁云藏不肯起，荒祠巫鼓徒轰轰。”巫祝在荒敝破败的祠堂外，擂鼓祈雨。范仲淹治理邓州时，也按照当时的习俗，在正月间带领属下组织了祭风师活功。其《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有云：
 
所祈动以时，生物得咸遂。
勿鼓江海涛，害我舟楫利。
昊天六七月，会有雷雨至。
慎无吹散去，坐使百谷悴。
 
 
二  光大宗族文化
 
　　范仲淹亲亲敬祖，爱族仁民，迎母归、复范姓、办“义庄”、纂族谱是其光大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迎母归、复范姓，寻根问祖。范仲淹出生后的次年，父亲去世，母亲谢氏夫人改嫁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氏，范仲淹随之改名朱说(同“悦”)。27岁，科举考试中进士，任职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便将母亲接来赡养侍奉；29岁，调集庆军(今安徽毫州)节度推官, 即恢复范姓，改名仲淹。范仲淹通判陈州时，将母亲的遗骸从南京（今河南商丘）移葬到河南府河南县伊樊里万安山(位于今河南伊川)，并上书将转官恩泽移赠父母。他在《求追赠考妣状》中说：“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侥求磨勘。今为迁奉在近，未曾封赠父母……今又俯临葬礼，尚缺褒封……今欲将磨勘改转官恩泽，乞先移赠考妣，所冀迁厝之日，得及追荣。”
　　设置义庄，制订规矩。开办义庄是范仲淹的一大创举，它不仅开创宋代大兴义庄的先河，而且成为后世地主缙绅的典范。义庄又称为义田，既与传统族田有别，也不是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而是一种新型的赈恤组织。钱公辅《义田记》说：范仲淹“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与之。方贵显时，于其里买负郭常捻之田千亩，号曰‘义田 '，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则有赡”。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在家乡苏州范庄与同宗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他认为：“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于是恩例俸赐常均于族人，并置义田宅云。”义庄是一个赈济组织，为全体族人提供基本的衣食，主要是资助宗族中的贫困家庭及婚丧嫁娶急用的家庭。但在一定条件下，也赈济族外之人。范仲淹亲自制定的《义庄规矩》说：“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於义田米内量行救济。”
　　范式义庄也是范仲淹民本文化观在其力所能及的小圈子内实现的反映。义庄不仅是宋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基层组织，而且是一种宗族文化，一种“家族内部的规范化的救助组织”，反映的是宗族崇拜、礼法规范、伦理道德等宗族文化在尊祖睦族中的重要纽带作用。这种礼法规范也体现在《义庄规矩》中。范仲淹创办的义庄这种组织形式不仅为历代所效仿，其所制订的范氏《义庄规矩》甚至直接被搬用。时人评论说：“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足为百事师矣。”
　　范仲淹还订立了族规、家训。如其族规说：“族人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吾族家人炽昌。”
　　编纂族谱。范仲淹重视家谱文化，为范氏的族谱编纂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皇祐六年（1049），他出知杭州，途经苏州故里时，特意创修家谱。他在考证族中法书家集的基础上，对范氏世系源流进行了清理，在序中他总结说：“吾家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支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中吴人。皇宋太平兴国三年，曾孙坚、垌、墉、埙、埴、昌言六人，从钱氏归朝，仕宦四方，终于他邦，子孙流离，遗失前谱。至仲淹蒙窃国恩，皇祐中，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水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范仲淹所修范氏苏州族谱世系源流，亦为范氏族人传承。
 
三  倡导世俗化文学
 
　　关乎世风的文学。在范仲淹看来，文风兴颓与世风盛衰紧密相关，影响及于风俗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 建议皇太后刘氏及仁宗皇帝救文弊而厚风化，指出文章厚薄，关乎社会风化好坏：“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
　　关注民生世情的创作。民生世情是范仲淹创作的重要题材。如对现实民生的关切，就是范仲淹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意在生民先发讴”，成为范仲淹众多诗歌创作的主旨。其《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云：
 
今之刺史古诸侯, 孰敢不分天子忧？
自秋徂冬渴雨雪, 旬奏空文惭转邮。
得非郡国政未洽, 刺史闭阁当自尤。
上赖天子仁且圣, 神龙奔走不俟求。
同云千里结雪意, 一夕密下诚如羞。
晓来赏心江海上, 东望不见三神丘。
浑祛疠气发和气，明年黍稷须盈畴。
烟郊空阔猎者健, 酒市暖热沽人稠。
光精璨璨夺剑载, 清寒拂拂生衣裘。
铃斋贺客有喜色, 饮酣歌作击前筹。
常愿帝力及南亩, 尽使风俗如东邹。
谁言吾子青春者, 意在生民先发讴。
 
　　《四民诗》中《农》、《工》、《商》，表现出对民情的具体关心。其千古名篇《江上渔者》，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进行了高度赞美。诗云：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再如，知睦州时所作《萧洒桐庐郡十绝》，对当地的风情景物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诗云：
 
萧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萧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萧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萧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萧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萧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萧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萧洒桐庐郡，清潭百丈余。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萧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降真香一灶，欲老悟黄庭。
萧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较为平易晓畅的创作风格。范仲淹的创作风格尽管多样，但以浅显易懂的风格为主。如以文为诗，用散文的章法来写诗，融记叙、描写、说理、议论于一体，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又开宋人以赋为文的先河，如《岳阳楼记》,便是一种赋体性质的记。
 
四  出入和借助佛、道
 
　　范仲淹生活在北宋崇道狂热、佛教禅宗风行的社会环境，出入佛道，认同并利用佛道文化。
　　认同、利用佛教。范仲淹长期生活在佛教的环境中，又随母生活长大，而母亲信佛，长斋绣佛20多年。后来，他又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南)读书。魏泰《东轩笔录》：“公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 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 早暮取二块, 断齑数茎，入少盐以啖之, 如此者三年。”他对佛教的认同，还体现在与佛教僧人的交往上。每到一地，他必广游寺院，结交僧徒。他一生与佛教高僧的交往极多，有的交往时间较长。如《赠广宣大师》诗云：“忆昔同游紫阁云，别来三十二回春。白头相见双林下，犹是清朝未退人。”在地方做官时，游历寺庙最多，足迹遍及江南名刹并多有留题，常常作诗记游。如他曾接受天竺山日观大师的请求，为他写塔记。
　　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利用。范仲淹熟悉佛经，并主动传播。庆历初，范仲淹奉命宣抚河东沿边居民将士，他在保德军（治今山西保德）水谷传舍发现佛经一卷，名叫《因果识见颂》。他见此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认为应是“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也。一尊七颂，总一百一十二颂”。他很珍视这卷经书，特地命僧别录藏之，并主动为之作序：“方知尘世之中有无边圣法，《大藏》之内有遗落宝文。谨于府州承天寺命僧归依别录藏之。厥后示诸讲说高僧，通证耆达，皆未见闻 , 莫不钦信。”在主政杭州时，范仲淹利用杭民“好为佛事”这一点来救灾：“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 为众多手工业者创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灾情。
　　熟悉道教文化。范仲淹与多位道士也有过交往，对道观、道书等很熟悉。如他对太清宫九咏来历一清二楚，并为之作序。《太清宫九咏序》云：“谯有老子庙，唐为太清宫。地灵物奇，观者骇异。历代严护，景概所存。若灵溪、涡河、九龙井、左纽再生升天桧, 皆附于图籍，发乎咏歌。而风人之才，难其破的。余友曼卿，将命斯来，实董宫事。嗜道之外，乐乎声诗。览灵仙之区，异其八物，益以宫题，而成九咏。”对道书也很熟悉，他在《送丁司理赴明州》里说：“仙家枝叶令威孙，南去司刑庇越民。金阙道书微旨在，狱多阴德是真人。”并自注说：“道书谓升真者皆须曾为狱官。”
　　信道养性。如范仲淹推崇道教的贵人重生观，认为“人之生也，分天地之气，不调则其气不平，气不平则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于十二时中, 寝食之外, 皆徇外事, 无一时调气治身, 安得而不为疾耶？请挪十日之功, 看《素问》一遍, 则知人之生可贵也, 气须甚平也。和自此养, 疾自此去矣。 爱重爱重！《素问》奇书, 其精妙处三五篇, 恐非医者所能言也。《书序》, ‘三坟言大道也’，此必三坟之书。宜少服药, 专于惜气养和，此大概养生之说也。道书云‘积气成真’是也。惟节慎补气咽津之术可行之，余皆迂怪。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乱，宜无信矣”。
 
五  推进、扩展教育
 
　　民本思想的教育。范仲淹在实行政治改革、整顿吏治的同时，提出兴学的主张，其措施之一就是在州县立学，并以此为基础改建太学、国子学。他指出：要“以宗经来劝学 , 以劝学来育才 , 以育才来善国”，即将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经典作为兴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天圣四年(1026), 为祭祀大教育家孔子，范仲淹在兴化（今属江苏）沧浪河畔创建兴化文庙，并在庙内设立第一所官办学校——学宫 , 以儒兴学。又如范仲淹在守母丧期间，主持了3年应天书院的教学工作，留下了《四德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赋》、《君以民为体赋》等一系列教学范文。
　　教育对象的扩大。庆历四年（1044）三月，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诏令天下州县立学，并施行科举新法。《邠州建学记》也说：“情历甲申岁，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谋，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于是，“州郡不置于学者鲜矣”，各地普遍建立学校。《吉州学记》说：“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州县学校普遍建立，为教育对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也为王安石变法时“熙宁兴学”奠定了基础。范仲淹非常重视教育。“丁母忧”期间，他主持应天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涑水记闻》卷10说：“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在邓州任上，他创办了“花洲书院”。“花洲书院”环境幽雅、风景宜人，范仲淹《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诗云：“穰下胜游少，此洲聊入诗。百花争窈窕, 一水自涟漪。洁白怜翘鹭，优游羡戏龟。”“花洲书院”是当时邓州的最高学府，闲暇之时，他经常到书院讲学。一时“聚徒百余人，不惟讲经论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悌，习以礼法”。由于范仲淹的倡导，邓州一时文风大盛，人才辈出。
　　教学内容的实用化、专门化。范仲淹认为国家不但要大力培养一些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的有从政能力的人才，也要培养一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因此，他对实用的专业技术教育也很重视，如医学、数学、历算、水利、武学等。
　　综上所述，范仲淹民本思想内容丰富，民本文化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种民本文化观主要表现在尊重、利用与开发民俗文化，光大宗族文化，倡导世俗化文学，出入和借助佛、道，推进、扩展教育等方面。
 
（本文作者陈习刚现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科技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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