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志谟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发布时间：2014-03-28 10:31:00 人气： 来源：未知
邓志谟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 邓仁才
邓志谟,字景南，号竹溪散人、竹溪散生、竹溪主人、百拙生、百拙、饶安人、竹溪风月主人等。鹰潭市余江县邓埠镇竹溪邓家人。邓志谟一生中著有道教神魔系列小说三部；争奇系列小说七部；五局传奇剧本五本；编辑专业性、实用性的百科全书、应用文体、书信选集、民间笑话等书籍十八本。共编著小说、剧本、类书三十多本，二百余卷。
邓志谟是明末著名的通俗小说家、戏剧家和民间文学家。邓志谟的文学创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邓志谟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
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文人、作家林立。但在我国古代，具体地说在明朝中晚期之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队伍并未形成。所谓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以写作为谋生手段，以写作养家湖口的文人、作家的创作活动。
明朝开国之初急需人才。学校、荐举、科举三途并开,不拘一格,广招贤才。后来荐举几乎被废置,学校贡举的地位也下降了,只留下科举一条狭窄的取士途径。明初可供选择的生员、举子少,录取比例高, 到了明朝中晚期情况正好相反,在众多生员中能考上举人的很少,中进士更是凤毛麟角。这些落第的文人后来被称为“下层文人”， 邓志谟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万历中期,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 再加上通俗小说的广泛传播，使通俗小说的地位不断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文学呈现新的局面。出现了书坊主为牟利向“下层文人”约稿或直接聘请到书坊进行创作，而“下层文人”为谋生依附于书坊主进入小说创作领域。到了明末投身于专业创作的“下层文人”越来越多。邓志谟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被当今研究文学史的专家们称之为“邓志谟现象”。属于这一现象的代表人物还有朱鼎臣,罗懋登等人。
邓志谟博学多才,曾经参加科举,但没有成功。出于种种原因, 为了生计，他迫不得已背井离乡，远走福建建阳去谋生。大约在万历22年（1594）受聘于当地大书商余氏，先为塾师，后为编辑。邓志谟他一辈子没有种过田，也没有经过商，在余氏萃庆堂, 他从事专业创作一干就是三十年。三十年来他以惊人的速度创作了三十多部作品。他一生中就靠这三十多部作品养家湖口过日子。
所以，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文学博士程国赋先生在《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中说：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群体具有较好的文学素养，博学多才，这些下层文人与书坊主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小说史意义……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史上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
二、以邓志谟为代表，促进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使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进入了成熟期。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长期受升官发财、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读书是为了做官。古代人读书是为了科举仕途，谋个一官半职，最终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了大官就发大财。许多人发奋读书，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文人和优秀作品。但是，古代文人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品，转化成商品来挣钱。由于写书不能挣钱，更不能发财。所以，古代文人大多都是穷秀才，穷书生。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嘉靖刊行后，不仅改变了近二百年来仅靠抄本辗转流传的局面，由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引起轰动效应。同时也使书坊主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许多书坊纷纷加入刊印行列，但此时可供刊印的却只有问世于明初的那几部作品，众书坊争相刊印也终于使市场渐趋饱和。因此，解决读者的阅读热情与稿荒的尖锐矛盾使书坊主们感到头痛。书坊主们清楚地知道要解决这一矛盾，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稿荒问题。最先试图解决稿荒问题的是福建建阳清白堂书坊主杨涌泉，便去拜访忠正堂书坊主熊大木。熊大木受到启发后，便模仿《三国志演义》写成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书坊主编撰的长篇通俗小说，即熊大木的处女作《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的首创为书坊主维护新财源作出了颇有诱惑力的示范，此后书坊主们纷纷效仿。于是在小说领域便出现了所谓的书坊主直接干预创作的“熊大木现象”。从始通俗文学，特别是通俗小说得到了广泛流传，作品的商业化、市场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书坊主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缺乏必要的艺术修养，创作水品必竟有限，单靠“模仿式”的创作不能维持长久。为了提高通俗小说的质量，到了万历中期书坊主开始向“下层文人” 约稿或直接邀请到书坊进行创作。从始出现了一大批“下层文人”依附于书坊主以谋生为目的的写作现象，即“邓志谟现象”。“邓志谟现象”的产生，开始打破了传统的作品创作与传播分离的状态。这是古代小说创作史和传播史的一大转折点。同时“邓志谟现象”不但刺激了小说的繁荣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使我国的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进入了成熟期。比如《西游记》在刊刻后,书坊主从中看到神魔小说的阅读市场,邀请下层文人开始相类似主题的创作, 邓志谟就是期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当邓志谟在福建建阳相继推出《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家神魔题材小说以后,一大批神魔小说相继刊刻。在这一时期，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主要为书商服务，具备典型的商业性，且又以牟利为主，故而在编辑上都选择了简易快捷的手法。同时，在内容、形式上都十分注意契合读者的需要，争取更大的销量。在此方面，邓志谟最具有代表性。在这一时期，邓志谟的作品单余氏萃庆堂刊刻的就有:《故事白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故事黄眉》、《古事镜》、《丰韵情书》、《山水争奇》、《风月争奇》、〈梅雪争奇》、《蔬果争寄》、《一札三奇》等十二种, 加上浚发堂余祥我刊刻的《得愚集》共十三种，这些作品大约都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在当时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数目。其中的《故事白眉》、《故事黄眉》、《古事镜》等书, 刊刻后一时行销和流传各地, 甚至一版再版, 使邓志谟名传士林。
当然，邓志谟也因此得到了丰厚的经济上的回报，不再是穷秀才，穷书生。据他自己说, 在书林任职所赚的钱, 大体上是用于买书刻书, 而不是想多置土地。又根据他的生平经历可知，邓志谟一生中就是靠他的劳动产品-----作品，来维持家庭生活，并且一生中盖过两栋新房。又从最近发现的邓志谟的墓地遗址看，墓地为圆形，占地面积大约100平方米，墓前有大小两进的石门，石柱上雕龙画凤。可见墓地的设计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说明在当时，邓志谟确实是一位比较富裕的专业作家。
所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赵益先生在《明代通俗文学的商业化编刊与世俗宗教生活》（以邓志谟“神魔小说”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说：邓志谟是一位极其典型的商业性“编(写)手”，或是一位书坊主的“签约作家”……邓志谟著述的编与刊，从命意、类型、文体、内容、形式、编辑安排、版刻艺术到生产谟式、广告策略等，都是明代中晚期商业出版的典型体现。其意义绝不能仅仅从文学层面上探讨，而是必须扩大视野，加之以社会文化特别是书籍史的审视。
三、以邓志谟为代表，推动了俗文学的雅化和雅文学的俗化。
一是推动了俗文学的雅化。“邓志谟现象”所编的通俗小说比“熊大木现象”所编的通俗小说更富有“文人气息”,带有“文人味”。通俗小说的编辑、创作,也大都从文言小说、三教经典、历史文本和诗词散文中汲取养料,于是从创作意趣、题材取向、表现手法,到语言运用,都越来越趋向雅化。因为创作者大多为科举不第的下层文人,他们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其中有不少人还博学多才,他们创作的小说较之以前的“熊大木现象”更有艺术价值,提高了小说的质量。其一是小说中引用大量文学典故、文人诗词。如邓志谟的三部道教小说中还有不少雅文学所认可的赋文。其二是“邓志谟现象”所编或创作的小说,不再是一味地堆砌材料,而是将各种故事归于一书,经过筛选和整理使之系统化,并根据故事的发展来增补或扩展情节,细节描写细腻化,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可阅读性,人物形象也逐渐生动和丰满起来。有的文章中还有大量的议论。总之,文学色彩浓厚一些。
二是推动了雅文学的俗化。首先，“邓志谟现象”所编的通俗小说与名家所作的文言小说和经典白话小说相比,更具有娱乐性,通俗易懂,符合大众审美观,带有“下里巴人”的意味。其次，原来为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所创作和欣赏的文言传奇小说,也在时尚的驱动和说话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变成下层文人和一般市民的娱乐品,呈现了种种话本化的倾向。再次，作者多为下层文人,他们置身民间,亲近民间, 使小说中的诗词赋通俗化, 再加上适合市场需求，小说创作以娱乐大众为创作目的,文章浅易通俗。有时小说中还有戏谑逗乐的内容(比如笑话)。如邓志谟在《咒枣记》第八回利用“猪”与“珠”的音相同讲了一个笑话。客人丢了明珠,文章的气氛顿时沉重起来,但是邓志谟用笑话一下子就缓和了气氛,放慢了文章的节奏,起到幽默的艺术效果。其四，有些作品还引用了不少的俗语、理语和非常地道的民间语言及众所周知的人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反映出诙谐幽默的民间喜剧精神。比如邓志谟的三本道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民间传说中的神仙,其传说已经被民众所熟知。
暨南大学教授赵馄在《邓志谟及其道教小说研究》一文中谈到“邓志谟现象”的作用和影响时说：总之,俗文学的发展,推动并刺激了雅文学向着俗化的方向演变,而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规范、熏陶下趋向雅化。…..“邓志谟现象”在小说的传播、小说流派的发展、小说的艺术形式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提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艺术品味和促进其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四、以邓志谟为代表掀起了道教神魔小说的创作热潮
明代神魔小说流派是在《西游记》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然而《西游记》问世于明嘉靖后期, 但是《西游记》产生以后并没有出现神魔小说的创作潮流。而在间隔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当邓志谟相继推出《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家神魔题材小说以后, 二十多部面貌各异的神魔小说之作却层出不穷,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神魔小说的创作热潮，一时掀起了以邓志谟为代表的神魔小说的创作高潮。
邓志谟家住江西饶州府安仁县（今鹰潭市余江县），青年时代也在此读书游历, 喜游当地名山大川。其家乡与道教发源地龙虎山接壤，距许真君斩蛟的地方豫章甚近，当时乐平又有许真君庙，由于地域的关系, 邓志谟在青年时代就深受道教的影响。中年以后，他虽然因为生计问题赴福建建阳受聘于书林余氏担任专业创作，但家乡的道教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传说对邓志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形成的神魔小说流派，他深受启发，当他激发创作神魔小说欲望的时候，很自然地决定了他以“道教”题材为内容，以“道教”形式为主体的基本信仰倾向进行创作。终于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以道教为题材的《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教神魔题材小说同年福建建阳余氏萃庆堂刊印。
暨南大学副教授赵馄在《邓志谟及其道教小说研究》一文中说：万历二十年,问世于嘉靖后期的《西游记》刊刻出版,在其影响下形成神魔小说流派。接着,邓志谟于万历三十一年相继推出《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教题材小说,从此,大批面貌各异的神魔小说出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神魔小说创作热潮。
五、运用论辩形式，以对话构成小说主体，独创“争奇小说” 文体，别具一格。
邓志谟独创的七部“争奇小说”(现代学者又称游戏小说)《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梅雪争奇》、《茶酒争奇》。这七部“争奇小说”皆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叙双方争胜、相互辩驳之事，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又间杂谑语，颇多谐趣，读来令人捧腹。其故事发生、发展的基本模式为：双方因争地位高低而爆发舌战，主将副将次第出阵，自我标榜，相互攻击，难分伯仲，暂时休战。但均感忿忿不平，于是各修奏本，请第三方公断。第三方接奏后，先出题考校双方，然后下判语调解，论争两方遂重归于好。此等游戏之作，特别是运用论辩形式，以对话构成小说主体的创作方式，即使在整个明清小说的长河中，亦是极其罕见的，实为邓志谟独创。从邓志谟的“争奇小说”中，我们还可看出他学识和文思是如何的过人。这些“争奇”之作独创一格的艺术形式且先不说, 就从其中穿插的古代有关该种“争奇”特定内容(如山和水、风和月、花和鸟、蔬和果等) 的名人诗、词、曲、赋的汇集和神话、民俗的丰富资料,显见得他对这些内容的诗、词、曲、赋平时熟记于心, 也可见其才识的超人。否则, 即使你案头堆满参考书, 若要临时捡翻也决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编就。
所以，原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就赞扬邓志谟的争奇小说“不愧为书林中好手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在《明邓志谟“争奇小说”探源》中说：邓志谟乃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位怪才…..特别是“争奇小说”,运用论辩形式,以对话构成小说主体的创作方式,即使在整个明清小说的长河中,亦是极其罕见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圣昔先生还在《论邓志谟的游戏小说》中称：邓志谟的游戏小说是别出心裁,独创一格之作，在明清艺坛似乎至今未见有类似特色和格调的第二家。…..其作品竟被称为“奇思奇语奇篇”,其作者称为“奇人”。
六、对江西地域文化，尤其是对万寿宫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万寿宫，是为纪念江西的地方保护神(俗称“福主”)许逊而建的。
许逊，字敬元。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生于南昌县长定乡益塘坡。他天资聪颖，五岁入学，十岁知经书大意，后立志为学，精通百家，尤好道家修炼之术。二十九岁出外云游，曾拜吴猛为师，得其秘诀。后又与当时的大文人郭璞结交，访名山福地，觅修真炼丹之所。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许逊四十二岁任蜀郡旌阳县令，人称许旌阳。他居官清廉，政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晋武帝死后，政局不稳，惠帝昏愚，贾后独擅朝政，引起八王之乱。任旌阳县令十年之久的许逊，毅然弃官东归。东归后，又与吴猛同往丹阳（安徽当涂县），向谌母学道。此后云游江南许多地方，为民除害、根治水患。东晋宁康二年（374年）去世，享年136岁。
许逊死后，在江南留下了斩蛟治水的传说，受历代朝廷嘉许和百姓爱戴，誉为“神功妙济真君”、“忠孝神仙”，又称许天师、许真君。为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南昌西山立起了“许仙祠”，南北朝时改名“游帷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 赐名“玉隆宫”，政和六年(1116年) 改“玉隆万寿宫”。历经许多朝代，宫中香火不断，而且江西人在外地建立了许多“万寿宫”。在古代，有江西人聚住的地方，就有万寿宫。原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退休教师，今年85岁高龄的章文焕老先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万寿宫文化，并做了大量调查。据他统计1600多年来，万寿宫以南昌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共修建万寿宫1300多所（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可惜，现存的不到100所。1600多年来，万寿宫这个名字，却在江西乃至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并渐渐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象征-----万寿宫文化。万寿宫成为我国古代会馆文化的代表，所以，又称江西会馆、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等。
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在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 如唐代著名的道士胡慧超的《晋洪洲西山十二真君传》、《许逊修行记》，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还有《许逊真人传》、 《旌阳许真君传》、《净明忠孝全书》、《净明道师旌阳许真君传》、《孝道吴许二真君传》等等，但是大多是简略的描写。唯有邓志谟的《铁树记》将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经过艺术再创作，把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推到了艺术创作的最高峰，对万寿宫文化影响最深、最广。一是将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通俗化、民间化。小说里通过运用大量的民间俗语插入不少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甚至民间笑话，语言通俗易懂，故事生动形象，提高了小说的趣味性、可读性，易于平民百姓接受。二是将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细节化、形象化。《铁树记》从第9回“玉帝差女童献剑，许旌阳一次斩蛟”拉开序幕,延伸至第14回“孽龙精入赘长沙，许旌阳六次擒蛟”,反复渲染达6次之多, 占全文百分之五十的篇幅。使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在民间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铁树记》被郑振铎称为:“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
自从《铁树记》问世以后，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在江南广泛流传，尤其是到了清朝，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铁树记》也因此一版再版。这为万寿宫文化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将万寿宫文化推到了最高峰，万寿宫的修建在全国各地也进入了盛建时期。历史上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万寿宫建筑大都是在《铁树记》问世以后修建的，而且万寿宫的选址，人物形象、历史典古、位置的摆放、法器种类等，大都是按照《铁树记》小说的描写设计。如清康熙初年建的甘肃万寿宫、天水万寿宫、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建的云南会泽万寿宫、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建的苏州万寿宫、清康熙末年建的汉口万寿宫、清乾隆三年（1738年）建的重庆龙潭万寿宫、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建的湖南凤凰万寿宫、清道光九年（1829年）建的南京万寿宫、光绪八年（1882）重修的抚州万寿宫、等等。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罗媛 、王强教授在《邓志谟小说研究现状分析》中说：邓志谟及其小说创作正属于江西地域文学，《铁树记》是邓志谟神魔小说代表作，对江西文化，尤其是赣鄱文化、万寿宫文化极有价值。江西的崛起不仅需要经济、科技之崛起，文化亦应繁荣兴盛，对邓志谟的研究，有助于江西地域文学的研究，能促进江西地域文化的发展。
● 邓仁才
邓志谟,字景南，号竹溪散人、竹溪散生、竹溪主人、百拙生、百拙、饶安人、竹溪风月主人等。鹰潭市余江县邓埠镇竹溪邓家人。邓志谟一生中著有道教神魔系列小说三部；争奇系列小说七部；五局传奇剧本五本；编辑专业性、实用性的百科全书、应用文体、书信选集、民间笑话等书籍十八本。共编著小说、剧本、类书三十多本，二百余卷。
邓志谟是明末著名的通俗小说家、戏剧家和民间文学家。邓志谟的文学创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邓志谟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
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文人、作家林立。但在我国古代，具体地说在明朝中晚期之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队伍并未形成。所谓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以写作为谋生手段，以写作养家湖口的文人、作家的创作活动。
明朝开国之初急需人才。学校、荐举、科举三途并开,不拘一格,广招贤才。后来荐举几乎被废置,学校贡举的地位也下降了,只留下科举一条狭窄的取士途径。明初可供选择的生员、举子少,录取比例高, 到了明朝中晚期情况正好相反,在众多生员中能考上举人的很少,中进士更是凤毛麟角。这些落第的文人后来被称为“下层文人”， 邓志谟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万历中期,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 再加上通俗小说的广泛传播，使通俗小说的地位不断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文学呈现新的局面。出现了书坊主为牟利向“下层文人”约稿或直接聘请到书坊进行创作，而“下层文人”为谋生依附于书坊主进入小说创作领域。到了明末投身于专业创作的“下层文人”越来越多。邓志谟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被当今研究文学史的专家们称之为“邓志谟现象”。属于这一现象的代表人物还有朱鼎臣,罗懋登等人。
邓志谟博学多才,曾经参加科举,但没有成功。出于种种原因, 为了生计，他迫不得已背井离乡，远走福建建阳去谋生。大约在万历22年（1594）受聘于当地大书商余氏，先为塾师，后为编辑。邓志谟他一辈子没有种过田，也没有经过商，在余氏萃庆堂, 他从事专业创作一干就是三十年。三十年来他以惊人的速度创作了三十多部作品。他一生中就靠这三十多部作品养家湖口过日子。
所以，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文学博士程国赋先生在《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中说：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群体具有较好的文学素养，博学多才，这些下层文人与书坊主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小说史意义……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史上最早的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
二、以邓志谟为代表，促进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使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进入了成熟期。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长期受升官发财、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读书是为了做官。古代人读书是为了科举仕途，谋个一官半职，最终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了大官就发大财。许多人发奋读书，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文人和优秀作品。但是，古代文人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品，转化成商品来挣钱。由于写书不能挣钱，更不能发财。所以，古代文人大多都是穷秀才，穷书生。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嘉靖刊行后，不仅改变了近二百年来仅靠抄本辗转流传的局面，由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引起轰动效应。同时也使书坊主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许多书坊纷纷加入刊印行列，但此时可供刊印的却只有问世于明初的那几部作品，众书坊争相刊印也终于使市场渐趋饱和。因此，解决读者的阅读热情与稿荒的尖锐矛盾使书坊主们感到头痛。书坊主们清楚地知道要解决这一矛盾，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稿荒问题。最先试图解决稿荒问题的是福建建阳清白堂书坊主杨涌泉，便去拜访忠正堂书坊主熊大木。熊大木受到启发后，便模仿《三国志演义》写成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书坊主编撰的长篇通俗小说，即熊大木的处女作《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的首创为书坊主维护新财源作出了颇有诱惑力的示范，此后书坊主们纷纷效仿。于是在小说领域便出现了所谓的书坊主直接干预创作的“熊大木现象”。从始通俗文学，特别是通俗小说得到了广泛流传，作品的商业化、市场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书坊主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缺乏必要的艺术修养，创作水品必竟有限，单靠“模仿式”的创作不能维持长久。为了提高通俗小说的质量，到了万历中期书坊主开始向“下层文人” 约稿或直接邀请到书坊进行创作。从始出现了一大批“下层文人”依附于书坊主以谋生为目的的写作现象，即“邓志谟现象”。“邓志谟现象”的产生，开始打破了传统的作品创作与传播分离的状态。这是古代小说创作史和传播史的一大转折点。同时“邓志谟现象”不但刺激了小说的繁荣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使我国的文学作品的市场化、商业化进入了成熟期。比如《西游记》在刊刻后,书坊主从中看到神魔小说的阅读市场,邀请下层文人开始相类似主题的创作, 邓志谟就是期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当邓志谟在福建建阳相继推出《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家神魔题材小说以后,一大批神魔小说相继刊刻。在这一时期，以邓志谟为代表的“下层文人”主要为书商服务，具备典型的商业性，且又以牟利为主，故而在编辑上都选择了简易快捷的手法。同时，在内容、形式上都十分注意契合读者的需要，争取更大的销量。在此方面，邓志谟最具有代表性。在这一时期，邓志谟的作品单余氏萃庆堂刊刻的就有:《故事白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故事黄眉》、《古事镜》、《丰韵情书》、《山水争奇》、《风月争奇》、〈梅雪争奇》、《蔬果争寄》、《一札三奇》等十二种, 加上浚发堂余祥我刊刻的《得愚集》共十三种，这些作品大约都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在当时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数目。其中的《故事白眉》、《故事黄眉》、《古事镜》等书, 刊刻后一时行销和流传各地, 甚至一版再版, 使邓志谟名传士林。
当然，邓志谟也因此得到了丰厚的经济上的回报，不再是穷秀才，穷书生。据他自己说, 在书林任职所赚的钱, 大体上是用于买书刻书, 而不是想多置土地。又根据他的生平经历可知，邓志谟一生中就是靠他的劳动产品-----作品，来维持家庭生活，并且一生中盖过两栋新房。又从最近发现的邓志谟的墓地遗址看，墓地为圆形，占地面积大约100平方米，墓前有大小两进的石门，石柱上雕龙画凤。可见墓地的设计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说明在当时，邓志谟确实是一位比较富裕的专业作家。
所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赵益先生在《明代通俗文学的商业化编刊与世俗宗教生活》（以邓志谟“神魔小说”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说：邓志谟是一位极其典型的商业性“编(写)手”，或是一位书坊主的“签约作家”……邓志谟著述的编与刊，从命意、类型、文体、内容、形式、编辑安排、版刻艺术到生产谟式、广告策略等，都是明代中晚期商业出版的典型体现。其意义绝不能仅仅从文学层面上探讨，而是必须扩大视野，加之以社会文化特别是书籍史的审视。
三、以邓志谟为代表，推动了俗文学的雅化和雅文学的俗化。
一是推动了俗文学的雅化。“邓志谟现象”所编的通俗小说比“熊大木现象”所编的通俗小说更富有“文人气息”,带有“文人味”。通俗小说的编辑、创作,也大都从文言小说、三教经典、历史文本和诗词散文中汲取养料,于是从创作意趣、题材取向、表现手法,到语言运用,都越来越趋向雅化。因为创作者大多为科举不第的下层文人,他们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其中有不少人还博学多才,他们创作的小说较之以前的“熊大木现象”更有艺术价值,提高了小说的质量。其一是小说中引用大量文学典故、文人诗词。如邓志谟的三部道教小说中还有不少雅文学所认可的赋文。其二是“邓志谟现象”所编或创作的小说,不再是一味地堆砌材料,而是将各种故事归于一书,经过筛选和整理使之系统化,并根据故事的发展来增补或扩展情节,细节描写细腻化,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可阅读性,人物形象也逐渐生动和丰满起来。有的文章中还有大量的议论。总之,文学色彩浓厚一些。
二是推动了雅文学的俗化。首先，“邓志谟现象”所编的通俗小说与名家所作的文言小说和经典白话小说相比,更具有娱乐性,通俗易懂,符合大众审美观,带有“下里巴人”的意味。其次，原来为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所创作和欣赏的文言传奇小说,也在时尚的驱动和说话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变成下层文人和一般市民的娱乐品,呈现了种种话本化的倾向。再次，作者多为下层文人,他们置身民间,亲近民间, 使小说中的诗词赋通俗化, 再加上适合市场需求，小说创作以娱乐大众为创作目的,文章浅易通俗。有时小说中还有戏谑逗乐的内容(比如笑话)。如邓志谟在《咒枣记》第八回利用“猪”与“珠”的音相同讲了一个笑话。客人丢了明珠,文章的气氛顿时沉重起来,但是邓志谟用笑话一下子就缓和了气氛,放慢了文章的节奏,起到幽默的艺术效果。其四，有些作品还引用了不少的俗语、理语和非常地道的民间语言及众所周知的人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反映出诙谐幽默的民间喜剧精神。比如邓志谟的三本道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民间传说中的神仙,其传说已经被民众所熟知。
暨南大学教授赵馄在《邓志谟及其道教小说研究》一文中谈到“邓志谟现象”的作用和影响时说：总之,俗文学的发展,推动并刺激了雅文学向着俗化的方向演变,而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规范、熏陶下趋向雅化。…..“邓志谟现象”在小说的传播、小说流派的发展、小说的艺术形式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提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艺术品味和促进其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四、以邓志谟为代表掀起了道教神魔小说的创作热潮
明代神魔小说流派是在《西游记》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然而《西游记》问世于明嘉靖后期, 但是《西游记》产生以后并没有出现神魔小说的创作潮流。而在间隔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当邓志谟相继推出《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家神魔题材小说以后, 二十多部面貌各异的神魔小说之作却层出不穷,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神魔小说的创作热潮，一时掀起了以邓志谟为代表的神魔小说的创作高潮。
邓志谟家住江西饶州府安仁县（今鹰潭市余江县），青年时代也在此读书游历, 喜游当地名山大川。其家乡与道教发源地龙虎山接壤，距许真君斩蛟的地方豫章甚近，当时乐平又有许真君庙，由于地域的关系, 邓志谟在青年时代就深受道教的影响。中年以后，他虽然因为生计问题赴福建建阳受聘于书林余氏担任专业创作，但家乡的道教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传说对邓志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形成的神魔小说流派，他深受启发，当他激发创作神魔小说欲望的时候，很自然地决定了他以“道教”题材为内容，以“道教”形式为主体的基本信仰倾向进行创作。终于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以道教为题材的《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教神魔题材小说同年福建建阳余氏萃庆堂刊印。
暨南大学副教授赵馄在《邓志谟及其道教小说研究》一文中说：万历二十年,问世于嘉靖后期的《西游记》刊刻出版,在其影响下形成神魔小说流派。接着,邓志谟于万历三十一年相继推出《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三部道教题材小说,从此,大批面貌各异的神魔小说出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神魔小说创作热潮。
五、运用论辩形式，以对话构成小说主体，独创“争奇小说” 文体，别具一格。
邓志谟独创的七部“争奇小说”(现代学者又称游戏小说)《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梅雪争奇》、《茶酒争奇》。这七部“争奇小说”皆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叙双方争胜、相互辩驳之事，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又间杂谑语，颇多谐趣，读来令人捧腹。其故事发生、发展的基本模式为：双方因争地位高低而爆发舌战，主将副将次第出阵，自我标榜，相互攻击，难分伯仲，暂时休战。但均感忿忿不平，于是各修奏本，请第三方公断。第三方接奏后，先出题考校双方，然后下判语调解，论争两方遂重归于好。此等游戏之作，特别是运用论辩形式，以对话构成小说主体的创作方式，即使在整个明清小说的长河中，亦是极其罕见的，实为邓志谟独创。从邓志谟的“争奇小说”中，我们还可看出他学识和文思是如何的过人。这些“争奇”之作独创一格的艺术形式且先不说, 就从其中穿插的古代有关该种“争奇”特定内容(如山和水、风和月、花和鸟、蔬和果等) 的名人诗、词、曲、赋的汇集和神话、民俗的丰富资料,显见得他对这些内容的诗、词、曲、赋平时熟记于心, 也可见其才识的超人。否则, 即使你案头堆满参考书, 若要临时捡翻也决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编就。
所以，原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就赞扬邓志谟的争奇小说“不愧为书林中好手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在《明邓志谟“争奇小说”探源》中说：邓志谟乃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位怪才…..特别是“争奇小说”,运用论辩形式,以对话构成小说主体的创作方式,即使在整个明清小说的长河中,亦是极其罕见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圣昔先生还在《论邓志谟的游戏小说》中称：邓志谟的游戏小说是别出心裁,独创一格之作，在明清艺坛似乎至今未见有类似特色和格调的第二家。…..其作品竟被称为“奇思奇语奇篇”,其作者称为“奇人”。
六、对江西地域文化，尤其是对万寿宫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万寿宫，是为纪念江西的地方保护神(俗称“福主”)许逊而建的。
许逊，字敬元。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生于南昌县长定乡益塘坡。他天资聪颖，五岁入学，十岁知经书大意，后立志为学，精通百家，尤好道家修炼之术。二十九岁出外云游，曾拜吴猛为师，得其秘诀。后又与当时的大文人郭璞结交，访名山福地，觅修真炼丹之所。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许逊四十二岁任蜀郡旌阳县令，人称许旌阳。他居官清廉，政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晋武帝死后，政局不稳，惠帝昏愚，贾后独擅朝政，引起八王之乱。任旌阳县令十年之久的许逊，毅然弃官东归。东归后，又与吴猛同往丹阳（安徽当涂县），向谌母学道。此后云游江南许多地方，为民除害、根治水患。东晋宁康二年（374年）去世，享年136岁。
许逊死后，在江南留下了斩蛟治水的传说，受历代朝廷嘉许和百姓爱戴，誉为“神功妙济真君”、“忠孝神仙”，又称许天师、许真君。为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南昌西山立起了“许仙祠”，南北朝时改名“游帷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 赐名“玉隆宫”，政和六年(1116年) 改“玉隆万寿宫”。历经许多朝代，宫中香火不断，而且江西人在外地建立了许多“万寿宫”。在古代，有江西人聚住的地方，就有万寿宫。原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退休教师，今年85岁高龄的章文焕老先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万寿宫文化，并做了大量调查。据他统计1600多年来，万寿宫以南昌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共修建万寿宫1300多所（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可惜，现存的不到100所。1600多年来，万寿宫这个名字，却在江西乃至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并渐渐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象征-----万寿宫文化。万寿宫成为我国古代会馆文化的代表，所以，又称江西会馆、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等。
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在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 如唐代著名的道士胡慧超的《晋洪洲西山十二真君传》、《许逊修行记》，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还有《许逊真人传》、 《旌阳许真君传》、《净明忠孝全书》、《净明道师旌阳许真君传》、《孝道吴许二真君传》等等，但是大多是简略的描写。唯有邓志谟的《铁树记》将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经过艺术再创作，把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推到了艺术创作的最高峰，对万寿宫文化影响最深、最广。一是将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通俗化、民间化。小说里通过运用大量的民间俗语插入不少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甚至民间笑话，语言通俗易懂，故事生动形象，提高了小说的趣味性、可读性，易于平民百姓接受。二是将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细节化、形象化。《铁树记》从第9回“玉帝差女童献剑，许旌阳一次斩蛟”拉开序幕,延伸至第14回“孽龙精入赘长沙，许旌阳六次擒蛟”,反复渲染达6次之多, 占全文百分之五十的篇幅。使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在民间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铁树记》被郑振铎称为:“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
自从《铁树记》问世以后，许逊斩蛟治水的故事在江南广泛流传，尤其是到了清朝，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铁树记》也因此一版再版。这为万寿宫文化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将万寿宫文化推到了最高峰，万寿宫的修建在全国各地也进入了盛建时期。历史上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万寿宫建筑大都是在《铁树记》问世以后修建的，而且万寿宫的选址，人物形象、历史典古、位置的摆放、法器种类等，大都是按照《铁树记》小说的描写设计。如清康熙初年建的甘肃万寿宫、天水万寿宫、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建的云南会泽万寿宫、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建的苏州万寿宫、清康熙末年建的汉口万寿宫、清乾隆三年（1738年）建的重庆龙潭万寿宫、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建的湖南凤凰万寿宫、清道光九年（1829年）建的南京万寿宫、光绪八年（1882）重修的抚州万寿宫、等等。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罗媛 、王强教授在《邓志谟小说研究现状分析》中说：邓志谟及其小说创作正属于江西地域文学，《铁树记》是邓志谟神魔小说代表作，对江西文化，尤其是赣鄱文化、万寿宫文化极有价值。江西的崛起不仅需要经济、科技之崛起，文化亦应繁荣兴盛，对邓志谟的研究，有助于江西地域文学的研究，能促进江西地域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