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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与同乡挚友梁雷

发布时间:2022-09-02 10:35:52 人气: 来源:开封日报

姚雪垠与同乡挚友梁雷
 
姚海天

 
       如果有人问我父亲姚雪垠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是谁,我会不假思索地说:梁雷!
       梁雷是父亲的邓县(现邓州市)小同乡,他生于1911年,比父亲小一岁。原名梁德谦,字雨田,邓县梁庄人。从1937年梁雷被派到山西参加“牺盟会”,后到雁北前线,先被山西省政府委任为右玉县县长,还未到任,右玉县沦陷。又委任他为偏关县县长兼雁北十三县游击司令。在十分艰难险恶的条件下,他率领游击队与民众转战长城内外,与敌人作殊死搏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父亲从北平经山东辗转回到开封,与嵇文甫、范文澜、王阑西创办并主编救亡刊物《风雨》周刊。父亲为驻社编辑,日夜忙碌编辑业务。王阑西当时是中共河南地下省委文委书记,在《风雨》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工作。《风雨》在中共河南地下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党的抗日宣传阵地和联络中心。 
       父亲在开封编辑《风雨》周刊期间,梁雷曾在紧张的抗日斗争中先后给父亲写过四封信,详细报告他在雁北前线同日伪军日夜战斗的情况。有三封信及时在《风雨》周刊上刊出。而第五封信,也就是梁雷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因父亲已经离开《风雨》周刊,王阑西同志在慌乱中撤离即将沦陷的开封时,没有把这封信带出来。在很短时间内,父亲在《风雨》上接连发表了梁雷从雁北前线寄来的四封信,反映他和战友们艰苦卓绝的抗日前线生活。每封信都写得十分真切、翔实和感人,使人看了激动不已,催人泪下。 
       在梁雷牺牲的前三个月,即1937年12月初,父亲收到梁雷的第三封来信。“信里附了一张《雁门关外战时工作纲领》,两张名片。名片上有三行官衔,第一行是‘牺盟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军事部部长’,第二行是‘第二战区雁北游击司令’,第三行是‘署理偏关县县长’。”全信刊载于《风雨》第十四期上。没过几天,父亲又接到梁雷的第四封信。信很快在《风雨》发表。信的开头写出了梁雷和他的战友们的异常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天气越来越冷,但我们的血是一天比一天地热了,任务一天比一天重大了,工作一天比一天繁重了。 
       仍然吃的是荞麦面与山药蛋,见的是穿羊皮的人(朋友,那羊皮是极粗极粗的,没布面;有的还穿羊皮裤,也没有面,色灰白)。除了看看我们出的《怒吼周刊》外,见到的只是附近几个县的石印报,有的还不如我们的内容充实。想不到在这里接到你的复信。我曾经去信说过,一个字也好。这高兴得我如同杀死几个敌人和大汉奸一样。 
       今天我忙得连喝茶(河南说喝茶往往是指喝开水)的工夫都没有,然而我要写信。为的是敌人在华北喘息后,又大规模地来进攻我们了。我们是决不惧怯、退缩、退让、逃避的!我们是要拼着头颅杀向敌人的侧方、后方去的,死的机会多着呢。告诉你们,你们要比我更千百倍努力前进!我,即若死了对民族革命是绝无损失的。因为你们一定会因我之死而做更多的工作,因我之死而号召更多的同志。 
       雪,朋友们不让你出外,正对,但文化工作你决不要放弃。到家乡去,大干起来,我们不要辜负这伟大的时代啊! 
       遥遥地送给你们一只手,紧握起来吧,在浓烈的民族革命的空气中! 
       父亲回忆说,梁雷的信同样写得很长,很详细,也很凌乱,连信末的署名因太匆忙都漏写了。仅此可见,梁雷在雁北前线过着怎样紧张至极的战斗生活! 
       这封信发出后仅隔一个多月,日寇和伪军2000余人突然袭击偏关县直机关的临时驻地柏家嘴。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梁雷在最后掩护干部群众的突围中,不幸中弹倒地,但尚有一丝气息。残暴的敌人用刺刀杀死了他,然后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偏关南关的城头上。之后,日寇又将头颅拿到沦陷的清水河县城示众。敌人退走后,偏关的干部群众在一片痛哭声中收敛起梁县长的不全尸体,就地安葬在他最后战斗和牺牲的地方——柏家嘴的一处高坡上。 
梁雷好像对他作战中的牺牲已有预感,嘱咐身边的同志说,如果他牺牲了,尽快告诉他的好友姚雪垠。因此梁雷牺牲后,父亲很快得到噩耗,不久报纸上又发了梁雷阵亡的消息。父亲在旅途中十分悲痛地写下了《悼烈士梁雷》,发表在武汉《大公报》上,对他的这位年龄相近、性格相近、志同道合的同乡挚友,给予深切的悼念和缅怀。之后,父亲又在1939年的《抗战文艺》上发表《雁门关外的雷声》的长篇回忆,文中这样描述他对好友的思念:“朋友里我最想念的是雁门关外的阿雷。他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好友,而现在他正在荒山中过着英雄生活。”梁雷不幸殉国后,他在《悼烈士梁雷》中深情地写道: 
当我在故乡中得到梁雷牺牲的消息,整整一下午和一个夜晚,我不能安静一刻。我打开小箱和小包,一封一封地翻读着烈士的遗书,那些遗书都是经过非常艰险的遥远的途程,敌人的占领地带,像珍贵的礼物似的送到我手中。3000里的旅途中我不知丢掉了多少东西,这几封字迹潦草的信都始终被我珍重地带在身边,带回我和梁雷的家乡。 
       梁雷今年28岁,是一个矮矮的、胖胖的、满头少白头发、很少刮胡子、也不爱洗澡的不修边幅的青年。他是一个平凡的人物,然而又最为同志们、朋友们和接近他的学生们所敬爱、所信任,因为他有纯洁的灵魂,一直不歇地为真理奋斗。他在大同中学教过两年学,在最昏暗的风雨之夜,他掌着一盏理智的明灯照耀着中原仅有的一片净土。七七事变后,大同中学的同学们凡能离开家乡的都跑到抗日的前线去,留下来的差不多都参加了豫东的游击队。从大同中学出身的战士们将不知怎样悲痛这一盏明灯的熄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偏关县县政府将梁雷烈士的遗骸迁葬于革命烈士陵园。 
       在这里,我要特别谈到与梁雷烈士有特殊关系和感情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是全国妇联书记处原书记、教育部原副部长、现仍健在的103岁的杨蕴玉,另一位是著名新闻记者、摄影家、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他们是梁雷挚爱的学生,梁雷是指引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师,师生之间有非同一般的情谊。在梁雷殉国75周年之际,当年只有19岁的小姑娘就担任山西昔阳中心县委书记、后又出任左权县委书记的杨蕴玉老人,呕心沥血地写下了《祭梁雷烈士文》。 
一天,我和杨德堂、常振会、杨存得等同志为编《民族魂》一书去杨蕴玉老人家中。落座后,老人拿出刚脱稿的《祭梁雷烈士文》,念给我们听。老人声音洪亮、充满感情地念着念着,已泣不成声,只好停下。我们也都感动得掉泪了。 
       在杨蕴玉老人的关心和推动下,家乡政协原主席杨德堂同志组织编写和出版了《民族魂——纪念抗日英雄梁雷殉国七十五周年》一书。杨蕴玉老人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撰写纪念文章,并且为书作序,而且关于梁雷的入党时间,过去说法有异,她通过反复查证,最后确认入党时间是1929年。之后,她又致函偏关县民政局,敦促偏关县烈士陵园重修梁雷坟墓,立新墓碑。在此之前,梁雷家人把偏关梁雷墓地的一抔泥土带回家乡,在邓州烈士陵园建墓立碑,让亲人魂归故里。偏关、邓州两处的碑名和生平,分别由梁雷的学生与好友穆青、姚雪垠撰写,别有意义。杨蕴玉老人又致函邓州市民政局,希望在烈士陵园树立梁雷烈士雕像,让家乡人永世纪念。将近百岁的老人,为这些事情操了不少心。最后这些事情都得到圆满解决,实现了众人的夙愿。 
       1993年,穆青老人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从日常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终于有了去雁北看望梁雷老师的机会。这年7月,他不顾盛夏酷暑,旅途劳顿,千里迢迢,驱车偏关。他先与当地的几位知情同志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梁雷老师在雁北的抗日斗争和牺牲情况;次日,又去偏远的柏家嘴村,查看、瞻仰梁雷老师最后战斗和牺牲的地方;最后一天,带着巨大的花圈,去烈士陵园祭扫梁雷老师的坟茔。穆青老人回京后,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泪洒偏关》长篇散文。 
       我在两天中反复读了三四遍《泪洒偏关》,每次读都感动不已、激动不已、潸然泪下。同时也很感慨:像两位革命老人对老师这样的深情厚谊,今日已难觅寻!
       (作者为原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审、姚雪垠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