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上六次“迁都邓州之议”与李自成自襄阳移新顺国国都于邓州

骆立群
从北魏孝武帝至金哀宗的历代统治者曾有六次“迁都邓州之议”。
第一次：公元533年，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二年高欢将入洛阳，孝武帝有迁都荆州（治所穰城）、就荆州刺史贺拔胜以避高欢之意。帝与散骑侍郎柳庆私议，庆谓，关中金城千里，宇文泰忠诚奋发，劝武帝迁都长安，仗宇文泰之力以拒高欢之逼，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守天府。孝武帝乃消迁都荆州穰城（邓州）之意，始决计迁都长安。孝武帝西迁长安，是西魏始；翌年，高欢入洛阳，后建东魏于邺。
第二次：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今宁夏回原）入寇，至于渭水北。有人献策，突厥之所以觊觎关中，以关中太富饶之故，焚毁长安，迁都他处，突厥之祸自息。高祖惧突厥，以为然，乃遣中书侍郎宇文仕及行山南，选襄、邓可居之地，迁都避难。秦王李世民竭力谏阻之，终而未行。
第三次：公元896年，唐昭宗李晔乾宁三年，左谏议大夫、同中枢门下平章事、襄阳人朱朴上疏，议迁都襄、邓。朴言：“国步多艰，当迁都图存，襄、邓之地，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据《新唐书》称，时昭宗确曾有意迁都襄、邓依赵匡凝以自全，概以事由朱温之牵制而未成议。
第四次：公元1126年，北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正月，金以大将斡离不、粘罕分两路入攻北宋，已破相州、浚州，将渡河，犯京师（汴梁）。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欲奉帝出逃襄、邓，钦宗亦以疆事益棘，欲幸襄、邓，以避金人之锋，并已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王庶为京西安抚副使。事为京师留守李纲驳之，出逃襄、邓之事乃止。十一月，金兵再至，钦宗手扎各道趣入卫。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兵自邓州至京城勤王。帝于安上门召见，叔夜劝钦宗“暂诣襄、邓，以图西据长安”。钦宗未遽答。明年，金掳徽、钦二帝北行，北宋止此。
第五次：公元1127年，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元年，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南宋始此。高宗诏成都、京兆（今西安市）、襄阳、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南京市）等府及邓、扬二州等地，储资粮，修城垒，以备巡幸。六月，金兵逼应天，更绕犯其东南，高宗欲移巡以避其锋，朝臣议论多处：以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为主的主张巡幸江宁府为上；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郑骧为主的主张巡幸长安；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郎李纲等人主张巡幸邓州为上。纲谓：“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势遂倾不复振矣。”郭伯恭《重修邓县志·文征录》收有李纲《议巡幸邓州札子》（节录），其文曰：“为今之计，纵未能行上策，以趋关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适襄、邓。襄阳近为李孝忠所据，虽已溃散，恐或残毁。（《宋史·高宗本纪》记有“金李彦仙，原名孝忠，字少严，宁州彭原，即今甘肃宁县西北人，建炎元年六月，曾寇襄阳，后反正，并于建炎四年抗金守陕州，城陷负伤死）。惟邓为可以备车驾之时巡。夫邓者古之南阳，光武之所兴也。西邻关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要；有广土宽城，可以屯重兵。民风号为淳古，盗贼未尝侵犯。此诚天设以待陛下之临幸。事之机会不可失也。愿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储峙粮草，朝廷给降钱帛，广行应副，专遣使者以督其事。将来秋高六飞（古代帝王用六匹马驾车，故皇帝的车驾称“六飞”）起行，由陈州、蔡、唐以趋南阳，不过半月可过。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弃中原也，河南之民知陛下之不远徙也，天下郡县知陛下之处中以临四方也，皆当心服而无解体之患。是一幸南阳（邓州）则三者皆得，一幸建康，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机在此一举，陛下何惮而不为也！？”奏上，诏以陕西宣抚使、知京兆府范致虚加观文殿学士，再徙知邓州（此为致虚第三次知邓州），修城池，缮宫室，输钱谷以实之。次年正月，帝在扬州，侍御史张浚奏：“中原天下之根本，愿下诏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高宗终为宰相黄潜善等所左右而移幸东南。
第六次，公元1232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元年，蒙古军围金京师（汴梁），金哀宗拟借亲巡之名出外避逼。遣近侍局提点移刺粘古至原院判白华所居，问：事势至如此，计将安出？华奏曰：“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拟，车驾当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监国。”于是亲巡之计乃决。何往？有言归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元帅猪儿等主之；有言可以入邓依武仙兵力者，丞相赛不，右司郎中白华、近侍局提点移刺粘古等主之。白华曰：“归德城虽坚，久而食尽，坐以待毙，决不可往。”入邓之路线：一为沿西山，走钧州、汝州、鲁山、南召、南阳、安臬而邓州；一为取陈、蔡路转邓州。明年，哀宗终于逃至归德，又逃蔡州，欲去邓州，宋、元联军围罕，哀宗自经死，国亡。
据上述六次迁都邓州之议，试作以下几点分析：
（1）六次之所以有迁都之议，共同的、直接的原因是避内或外敌之锋逼。消极的避敌之锋逼以图存，实是逃跑主义，当然，有的也有积极的目的——进图国之复兴。
（2）为了这个目的，选择迁都地点上，首要的一条是要有可以信赖的武力；其次，要有后方依托，可进可退的地势；再次，要有足以维持兵力的资储。这一些在当时的邓州基本上均是俱备的。从武力上说，第一次有贺拔胜，第三次有赵匡凝，第四次有张叔夜，第五次有范致虚，第六次有武仙。从形势上来说，邓州背依秦岭巴山，面向江淮，可以屯重兵，退可守，进可攻；依托关中和巴蜀两个“天府”，和一条江汉运漕大干线，有兵源，有粟资；尤为重要者，邓州实为中原，建都于邓，可以收天下民心。又像插敌胸一把尖刀，建都于前沿阵地，足以使敌寒心，而我无解体之患。
（3）有六次迁都邓州之议，而无一次得以实现，其原因要分次具体分析。第一次是北魏孝武帝元修在贺拔胜与宇文泰之间，正确地选择了后者。孝武帝迁都长安以后，迁都的目的达到了。至于北魏由此遂分为东、西魏，东魏又为高氏北齐所代，西魏又为宇文氏西周所代，这种孝武帝身后的历史发展，不可能是孝武帝其人在当时所能预料到的。第二次迁都之议，实同儿戏，幸而有李世民这样的雄才大略的人，没有迁都。第三次，是受到朱温（全忠）的牵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唐帝已是傀儡，有朱温也就不可能有迁都避温图强之行。第四次，是李纲正确地阻止了白时中等人的逃跑主义。到第五次，李纲已阻止不了高宗赵构惧敌的逃跑主义，和以大江为限，偏安江南的主导思想，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迁都东南的主张胜利了。第六次，也可以这样说，金哀宗完颜守绪在迁都邓州的途中——迁都的第一站到归德，第二站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正等待金恒山公武仙的接应去邓州，人亡国灭了。
（4）在迁都地点所应具备的许多条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可以信赖的武力，兵精而多，尤必须有可以信赖的中流砥柱、支撑将倾之大厦的领兵将领，像唐代郭子仪、李光弼那样，以及更多的像张巡、鲁炅那样的领兵人。一方面，数次迁都邓州之议时，邓州都有相当的武力，但另方面，可以信赖的程度都不大。试设想，如果贸然迁都邓州，依赖贺拔胜，贺拔胜于荆州（治穰城）失民心，退还荆州，州民闭门不纳，只有五百骑投降南朝梁萧衍；依赖越匡凝，朱温遣将氏叔琮攻匡凝，氏叔琮令将康怀英破邓州，擒邓州刺史国湘，兵锋几不及或未曾接触，匡凝惧，遣使请求归顺于朱温；依赖张叔夜，张叔夜父子兵三万人，也是无能为力，空有白沟之仰天大呼，不复语，绝食而死而已；依赖范致虚，致虚，儒者，不知兵，又乏谋略，金兵陷邓州，致虚即出奔，坐落职，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依赖武仙，仙，志大才疏，虽有兵十几万，而既无群众，又无根据地，或称依托之地，与南宋孟珙战于邓之西山，与蒙古军战于禹县之三峰山，不是只身遁走，就是数十骑从而逃，最后死于黄河北农民之手。概而言之，邓州具备迁都之条件，但于武力方面，虽有武力，而领兵之人均不可信赖，当时如勉强迁都至邓，依赖这样的一些领兵之人，后果实不堪设想。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李自成始建立农民起义政权，都襄阳，称“新顺”国，自称新顺王，号襄阳为襄京，修襄阳宫殿；中央设上相、左辅、右弼、下设吏、户、兵、礼、刑、工六政府，立标营及先、后、左、右五大营，二十二将军；在农民军的占领区内，普遍建立府、州、县地方机构。据清彭孙贻辑《平寇志》十二卷所载，五月，自成以“襄阳宫殿皆倾颓，移屯邓州”。彭孙贻称农民起义军为“寇”为“贼”，故其所谓“移屯邓州”，实际“移都邓州”。李自成在五月移都邓州之后，即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军政领导人会议，决定了北征灭明的路线。经过数月准备，九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自邓州北上。经南阳，于汝州与明王朝兵部尚书孙传庭军相遇，孙传庭全军覆没。十月七日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炮火击毙孙传庭。明年正月夺取西安，又都西安，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在迅速占据陕西、甘肃、宁夏的大部地区的基础上，李自成亲率主力大举东征，破大同、下太原，陷保定，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攻入北京，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明亡。是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五月自襄阳移新顺国国都至邓州，九月由邓州北征，新顺国移都邓州，自五月至九月，凡五个月，时间虽短，意义重大。在此之前，历史上有六次“迁都邓州”之议，唯此第七次成为事实。农民起义政权闯王李自成的新顺国移都邓州五个月，召开了决定灭明关键性的军政会议，终于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作者系邓州文史专家，原文载《邓州古代史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