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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州 论

发布时间:2010-03-11 13:38:00 人气: 来源:未知

邓州,是指历史上以今天河南邓县境域为中心的政区历史地名;非指西魏治同昌(今四川南坪县境)之邓州。“邓州”,这一历史地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它自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起至公元1913年,先后用了1331年。其间疆境有变化,名称也略有更改,但其治所和中心地却始终未变。从“邓州”悠久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
今邓县之为州治,并非始自设邓州,而是从设荆州,为荆州治开始的。荆州治,在南北朝之前,均在汉南。但在南北朝时,由于南北政权分立的特殊历史条件,南北政区地名,多侨置,多互用,以激励将士、官吏之南进或北图,使其竞进。北魏盛时南进,于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年)置荆州,治上洛。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徙都洛阳,加紧用兵南方,注意对南阳盆地的经略。《魏书·薛安都传》(附薛真度传)记:“初迁洛(阳)后,真度(荆州刺史)每献计于高祖(魏孝文帝),劝先取樊、邓,后攻南阳,故为高祖所赏。”孝文帝下诏书褒奖薛真度之所见,曰:“献忠尽心,人臣令节……真度爰自迁京,每在戎役,沔(汉水)北之计,恒所与闻,知无不言,颇见采纳。及六师南迈,朕欲起据新野,群情皆异,真度独与朕同。抚蛮宁夷,实有勤绩。”这里可以看出北魏经略南方的策略,是荆州刺史薛真度所出。是要绕过南阳,先取樊、邓,以形成对南阳之包围态势。欲舍南阳,取樊、邓,穰县(今邓县)自为孔道矣,它的地位日渐重要起来了。
孝文帝在这种策略思想指导下,遂于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九月,率军南下,经营南阳盆地。次年占据南阳盆地,此行经略最善者为“穰”。《魏书·高祖(孝文帝)纪》有:“二十二年……二月……辛未,诏以穰民首归大顺终始若一者,给复三十年,标其所居曰‘归义乡’。”其后进至樊、邓等地,乃“诏荆州诸郡之民,初降次附,复同穰县。”这里不仅看出北魏的经略南方的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穰县地位之重要。在北魏统治者的心目中是要把穰县经营成南方的“模范县”了。
穰县(今邓县),本南阳盆地的底部,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就其地理形势而言,则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穰地又是西控商洛,南当荆楚,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地。自东南图关中出武关者,其地自为孔道;南图北,北谋南者,其地则为腰膂。魏既占有穰地则大力经营,形成了它的模范之地,故《魏书》中有:“标其所居曰‘归义乡’”之赞语。在此经略之下,穰县成为魏南图之据点,由是,荆州治遂于魏孝文帝时由上洛(今陕西商县)迁至穰县(今邓县)。穰县遂成了荆州这一大政区之中心。
魏之荆州领八郡,四十一县。新野郡在其中,南阳郡在其东部,顺阳郡在其西部,襄城郡、北清郡在其东北部,汉广郡在其东南部,恒农郡、东恒农郡在其西北部。荆州辖境之于今南阳地区。
穰县为荆州治,为八郡、四十一县之中心地,是由其诸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历史的产物。
穰县不仅是南北争夺之地,即在魏分为东、西魏时,亦为二方之争夺地。东魏荆州刺史辛纂占据穰城,西魏即派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独孤信讨伐,陷穰城,虏辛纂斩之以示众。西魏镇守穰,以为南图、东进之据点。其后杨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广、南雍、平、信、随、江、二郢、淅共十五州诸军事,亦坐镇穰城。此时的穰城,就军事而言,已不仅仅是荆州的中心,而是十五州的中心了。这样,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至隋朝,南阳郡治不在汉、晋旧治——宛城,而移徙穰城,就不觉得奇怪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隋初,南阳盆地的政区名称,仍为“南阳郡”,郡治于穰县城,即今邓县城。后将南阳郡改为邓州,州治仍在穰城。此为“邓州”之始。邓州始于何年,文献中说法不一,有开皇三年(583年)说,亦有开皇七年(587年)说。现就此加以辨析。“七年说”,现用的比较多,但确实是错误的。其源来于《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邓州”记:“隋开皇七年,梁王岿入隋,自穰县移荆州还江陵,于穰县置邓州。”这是一个错误的记述。
南朝后梁王萧岿入隋朝贺是开皇四年,不是开皇七年。《隋书·高祖纪》有:“四年……二月乙巳,上饯梁主于霸上。”“五年……五月……梁主萧岿殂,其太子琮嗣。”《资治通鉴》记述与上同。开皇七年,已是梁王萧岿朝隋后三年,死后二年,《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述显然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七年说”应予以否定。
再者,隋罢郡为州、县二级地方政区,是在开皇三年。《隋书·高祖纪》记:“(开皇)三年……十一月……甲午,罢天下诸郡。”既“罢天下诸郡”,“南阳郡”当在罢之列,不复有南阳郡。所以南阳郡改为邓州,应是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
罢郡改州,以州直接辖县,这在隋朝的政治体制上是件大事,所以不会记错的,《隋书》的记述是可以信赖的。
我们再看看《资治通鉴》在开皇三年十一月记兵部尚书杨尚希上书言:“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其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倍增,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贤良。”同时也请废郡。隋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甲午,悉罢诸郡为州”。
隋王朝的这次地方政区的变更,是有其重大政治意义的。它可以裁汰冗员,减少财政支出。不仅是郡变州名而已,而是把地方政府自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其后虽然一度复郡去州,但仍为郡、县二级制。这是政治上的一个进步,也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这样的大事是不会记错的。就在《元和郡县志》中虽有开皇七年置邓州之记,但在其“邓州”所辖之七县,有五县均记了属邓州事。四县记了属邓州时间,如穰县、新野县、菊潭县、内乡县均记开皇三年属邓州。若非开皇置,何以归属邓州!
从以上情况来看,“邓州”应始自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而不是开皇七年。为什么要以“邓”来命州名呢?这大概如刘昫在《旧唐书》中说的是“取汉邓县为名”罢了。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改邓州为南阳郡,但仍是二级制,即郡、县二级。所以《隋书·地理志》用的仍是郡,而不是州。在南阳盆地这个地方的政区地名是“南阳郡”,而不是“邓州”。
隋炀帝大业年间,虽将邓州改名南阳郡,但郡治仍为穰城。统县八,有户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人口不足四十万。所领八县有:穰、新野、南阳、课阳、顺阳、冠军、菊潭、新城。穰县居其中。其辖境相当于今于邓县、内乡、西峡、淅川、新野、南阳县、南阳市和镇平县等地。
唐初,仍名“南阳郡”。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为邓州。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为南阳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邓州。自隋至唐,表称南阳盆地,以穰县为中心的政区名称,称谓频繁,计共用“南阳郡”三次,“邓州”三次。这种称谓,使得一些历史地理学家感到为难,莫衷一是,不知用何名称为好。《隋书·地理志》用了“南阳郡”,《旧唐书·地理志》用了“邓州”。还是欧阳修、宋祁聪明,他们在修《新唐书·地理志》时,用了“邓州南阳郡。”似乎可以概括了。
不管这个政区的名称怎样多变,但也有不变的,如用郡名,则统用“南阳”名之;用州名,则统用“邓”名之。也不拘名称怎样变,但都是表称南阳盆地这个地方的政区地名。不管怎样变,其中心地——治所,均在穰县,没有变更。
唐代之邓州,仍治于穰县(今邓县),属山南东道,领县七,(天宝后)户四万三千五十五,口十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七。辖县有:穰、南阳、新野、向城、临湍、菊潭、内乡。《新唐书》无新野县,其实在武德年间,新州废,新野县即属邓州。邓州辖境相当于今之邓县、南阳、镇平、新野、南召、内乡、西峡等县和南阳市,以及社旗、淅川县部分地。
由于邓州地处军事要冲,遂于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于州置“总管”,提督军务,主管邓、淅、郦、宛、淯、新、弘七州军事。后“总管”废。
邓州历为军事要地,在战争频繁的中唐之后,更为明显。《资治通鉴》记,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守南阳(指邓州城),贼将武令珣、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值)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炅在围中凡周岁,昼夜苦战,……时贼欲南侵江、汉,赖炅扼其冲要,南夏得全。”这一战例,可以看出邓州地位之重要。唐王朝特命鲁炅竭力保住此城,“扼其冲要”,以屏障江、汉。肃宗有鉴于此,特命宦官将军曹日升宣慰被围之将士。此时颜真卿恰也途经此城,亦参谋军事,致使鲁炅能守此困城周岁(至德元年五月——二年四月),使得史思明之叛军无法南下荆襄,故“南夏得全”。于此可见其之军事地位之重要。
其后吴元济据蔡州叛唐,以拒唐命。唐王朝以唐、邓二州之力,平定蔡州之乱。故蔡州之平,邓州与有功焉。及唐末黄巢起义,欲入长安,以倾唐王朝之老巢,但惧荆襄之军起,而制其后,乃派遣其将朱温陷邓州而据之,以扼荆襄军力,使黄巢义军得以顺利西行。邓州之地,确系西控商洛,南扼荆襄之要地。南北有事,多据此以制一方。“南北之腰膂”,实非虚言!
五代时期,朱温建梁,他深知邓州地位之重要,乃以邓作为重镇,以为山南之犄角,荆襄之屏障。江、汉有事,多恃此以挫之。梁遂于开平三年(公元909年)五月,升邓州为宣化军节度,并将泌、隋、复、郢四州隶属于它。此时与南之襄州以汉江心为界。五代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改宣化军为威胜军,以制一方。五代汉无大变更。五代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改威胜军为武胜军。五代时期,邓州一直是南阳盆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军事地位亦非常重要。
宋之邓州,仍治穰县,属京西南路。原为上郡,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升为望郡。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户一十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七,口二十九万七千五百五十。辖县五:穰、南阳、内乡、顺阳、淅川。其辖境相当于今之邓县、南阳县、南阳市、方城县、镇平县、内乡县、西峡县、淅川县和社旗县部分。
邓州,五代周已为武胜军,宋代周,因之。当时,宋中央宰相要员多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如太祖时,就有张永德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太平兴国(976——983年)初,赵普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李至为武胜军节度使。邓州地位之重要,于斯可见!
出知邓州者,亦为宋中央的要员。先后有苏易简、寇准、李至(节制邓州)、陈尧咨、刘筠、谢绛、范仲淹等人,这些人多有政绩可寻。宋王朝注意经营其西南方之邓州,故在北宋时期,一直是重镇。直至靖康危机,宋室将倾,李纲曾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建议高宗赵构巡幸谋都以邓州为屏障的襄阳。徽、钦二帝被虏北去,赵构仓促于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皇帝位于应天府(今商丘县),李纲六月一日至应天府,入见高宗赵构,上十议,其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见《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主战派之李纲,不欲皇帝南下,恐失人心,故以襄阳作为巡幸新都之地。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襄阳之北有邓州,是可以作为屏障的。从军事和政治上看,也有利于抗金的斗争。但由于以赵构为首的投降派居上风,并不采纳李纲的建议,赵构遂于当年的十一月一日南下扬州,继而南逃,一直到杭州。李纲之计虽未被采纳,但李纲的建议却是正确的,他看到了邓州、荆襄地位之重要。
金代之邓州,仍治于穰县,属南京路,仍为武胜军节度。户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九,人口约十二万余。辖县三:穰城(有顺阳、新野、穰东、板桥四大镇)、南阳(有张村镇)、内乡(有峡口镇)。州境相当于今于邓县、新野、南阳、镇平、内乡、西峡、淅川县和南阳市。
宋、金对峙,界线大体是东起淮河,中经唐、邓二州,西至大散关,邓州处于金之前沿阵地。当时在邓州地段,以邓州西、南四十里为界。邓州之境,战争时兵戎相见;和平时,贸易频繁。邓州曾设三榷场,以为宋、金商业贸易之场地,在南、北的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上,金统治者亦重视儒学,于邓州之州城建筑了孔庙,以示重儒。邓州之地位,可见一斑。后金受蒙古人之逼,被迫迁都南京(今开封),企图苟安。但在蒙古灭金时,其南路军正是先据有邓州,由邓州向汴梁进军,一举灭掉了金王朝。
元代的邓州,仍治于穰城,属南阳府。曾于此设录事司,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并入穰县。原领县五:穰县、南阳、内乡、淅川、顺阳县。后以淅川、顺阳二县省入内乡,其后州领穰县、新野、内乡三县。其辖境相当于今之邓县、新野、内乡、西峡、淅川等县。元朝初年,以邓州地接南宋,置都督以镇其南方。
明代之邓州,仍治于穰县,属南阳府。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废穰县,入州。十三年(公元1380年)十一月复置穰县。十四年五月复省县入州,穰县自此之后不再设。领县三:内乡、淅川、新野等县。其辖境相当于今之邓县、新野、内乡、西峡、淅川等县。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于襄阳组建改权,改襄阳为“襄京”,也是以邓州作为屏障的。次年占据长安,也是以邓州为孔道而北上的。
邓州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明之邓州有李贤字原德谥曰文达者,其先祖于唐代已官居邓州,宋时已族属于邓西南之长乐林一带,元、明为望族。李贤自幼好学不倦,其为人深重寡言,而德厚量宏,在朝位“能持正论,尤能扶翼善类”。英宗常以“先生”尊称之。官至吏部尚书。为东汉左雄(涅阳人,尚书令)之后,身系天下之重任者,实为邓之先贤。其著作有《古穰文集》等。
清之邓州,为南阳府之属州,不辖县。其境域大体相当于今邓县。辛亥革命后,遂于1913年改邓州为邓县。此为“邓州”之终,亦为此地称“邓县”之始。自古以来所用“穰县”之名,遂寝而不用。
“邓州”,作为政区地名,它被历代所用,历时达1300余年,其历史可谓悠久。邓州的境域基本上是南阳盆地。该州的地势正如东汉张衡在其《南都赋》中说的“武关阙其西,桐柏揭其东,……推淮引湍,三方是通。”这和西汉司马迁所说的“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一致,都说明它的地位之重要。占据此州,可制一方;或为孔道,以利进军;或为后方,利其资源,故为历代兵家之所用。论其物产,则有“穰橙邓橘”。其原野则有“桑漆麻苎,菽麦稷黍,百谷蕃庑,翼翼与与。”自古以来,这个地区的经济是比较发达的,从而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在此建制之“邓州”,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虽经人间沧桑,政权屡易,但其“邓州”之名,以及州治却从未变动,实为邓州之一胜。
 
             一九八八年四月
 
(注:作者孙重恩,已故,生前系郑州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原文载《河南省邓州市地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