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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情系故里邓州之一到之八

发布时间:2012-12-07 14:03:00 人气: 来源:未知

  习仲勋情系故里邓州
 

习仲勋同志

编者按:编者怀着对习老无限敬仰之情,历时一年多时间,专程走访了亲身见证习老关心、关怀故里邓州的建设感人事迹的当事人,现将采访笔记编辑成文,在本刊分期刊登,以飨读者,并以此向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献一份真情。
一、习仲勋祖籍邓州
● 裕航 杨平 王春玲

习姓是中华百家大姓之一,是以国为姓而形成的姓氏之一。据史载,习国是古代的诸侯国,习国被消灭后,其国人以国为氏,而称为习氏。古代的习国,其地望就在现在的陕西省丹凤县一带。
习姓自形成到发展成为今天分布于海内外的中华百家大姓之一,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习姓自形成于古习国始,其后人或因族群人口数量的膨胀与增加,或因无数次的天灾人祸、战争、动荡的局势等,不断走出故地,逐步衍居到各地,甚而走出国门,从而使习姓后人遍布于世界各地。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习氏名人,历史名人有蜀汉零陵都尉习珍、东吴廉吏习温、东汉襄阳侯习郁、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晋朝著名将领习辟缰、明朝著名文学家习经、名臣习嘉言等,现代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他们都为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深受世人敬仰。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祖籍河南省邓州十林镇习营村,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广东经济特区主要创建者。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的祖籍就在今邓州市。据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塘头华城门习氏十一修族谱》载:“习氏六世公舜翁生有二子,长名南池,次名天池。南池生有纹杰、纹伟二子,一直在新干世居蕃衍”。天池则有四子,依次名为:思新、思淦、思乡、思敬。明初,时因兵荒马乱,又年成不好,无以为生。二子思淦出门,迁徙湖北均州城东习家店。四子思敬出门,迁徙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又名堰子习营)。后四邻习姓尊崇思敬公为当地习氏始祖。
习营村位于邓州市西北,距邓州市35公里。一条名叫扒淤河的河流发源于内乡县师岗张沟村,贯穿内乡县师岗镇,邓州市十林镇、张村镇、文曲乡二县市4个乡镇,于文曲乡大翁营北汇入湍河,全长30公里。扒淤河紧靠习营村,在营西南角往南拐了一个大弯,八个小弯后穿境而向东走去。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在习营村东边600米处自南向北而去,省道S249线从村东边走过。
据邓州市档案馆保存的《习氏家谱》及现存于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的“明故始祖考习公思敬(妣赵老孺人)合墓”石碑记载:习仲勋的先祖习思敬于明洪武初年由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今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金川镇塘头村委会习家村民小组,位于新干县城南,现存有华城门牌楼遗址)迁到河南邓州的。
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争,全国人口锐减,特别是中原一带,情况尤甚。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为改变这一现状,明政府就从中原以外的地方向中原移民。据《邓州市志》及《邓州地名志》等记载,移入邓州的民众多来自山西、江西、山东及河北、东北等地。习思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迁到邓州的。习氏迁至邓州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已发展为有数千人的望族。其中部分习思敬后人迁居淅川、桐柏以及湖北、四川、青海、山西、陕西、北京、甘肃、新疆等地,留居邓州市十林、张村二镇的有2600多人,居住在十林镇习营村的最多,达1300人。这些习思敬的后人,均尊习思敬为入邓一世祖。习仲勋,是习思敬的后人。《习氏家谱》记载:习思敬生汝华,汝华生希诚,希诚生元闻,元闻生钦俊,七传至国科,生子四人,第四人名玉策。玉策生永盛,永盛生老虎(又说豹子,小名)、宗德(宗长)和宗仁。习宗德与淅川县姑娘柴菜花结婚,生二子五女,两个儿子是中勋、中凯。
习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到陕西富平定居的。清朝末年,屡遭外国侵略的清王朝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势衰弱,民不聊生。习仲勋先祖生活的南阳一带连遭大旱,庄稼绝收,赤地千里。加之匪患猖獗,乡民纷纷远逃。习永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附近的南堡子暂居下来。如今生活在陕西富平的习氏后人有近百人。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六),是习氏谱系“国玉永宗、中正明通、继述承显、遵守从荣”中的“中”字辈,按辈分取名中勋。1926年,习仲勋就读于立诚公学高小部时,老师严木三先生认为“中勋”含有“中国的元勋”之意,遂给“中”字加了个“人”字旁,取意为人中正,处事公道。习仲勋经常对子女们说:我们有三个家,陕西富平、河南邓州和北京现在的家。习老之所以这样说,他就是要让他的子女们记住习家的迁播渊源。同样也表达了习老对故乡邓州的深深眷恋。
早在1958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随周总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休息时他说:“我的祖籍在河南邓县(今邓州,1914年至1988年称邓县),那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逃到了陕西富平。”
二、习仲勋情系邓州文化事业
——习仲勋帮助邓州市修建剧院的回忆
●    肖国印整理  肖华锟编审 
1976年6月10日,邓县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研究决定,由宣传部牵头,我具体全面负责邓县人民剧院(原邓县文教局下属单位)改造翻新工作,将已经失修多年、破烂漏雨的旧剧院改建翻新。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翻新剧院所需钢材比较困难,当时担负承建翻新人民剧院施工的是邓县建筑公司经理习正义和习良钦(其爷习相斋和习仲勋祖籍都是十林镇习营村)。
习良钦家和习仲勋家素有往来。1953年9月,在北京市三河县(今三河市)工作的习相斋,从《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则消息“习仲勋同志任国务院秘书长”,心情激动不已,当即给习仲勋去了一封信。习仲勋立马回信,邀他到家一叙。这次见面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自此,两家常来常往,就连习仲勋遭受迫害的日子里也没有断绝来往。习良钦跟其爷曾三次到习仲勋驻地看望习老。习相斋去世后,习良钦一直与习家及习仲勋之子习远平保持联系。此时,习良钦主动提出要去找当时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的习仲勋(当时名誉是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职务,实际上是流放)老人,为邓县剧院解决4吨钢材,使邓县剧院由停工待料变为按期建成使用。
邓县人民剧院始建于1952年冬,先后隶属于邓县文教局、邓州市文化局、邓州市文广新局。在当时经济状况不佳,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采用砖木结构、人字形框架,用麦秸黄陂草缮坡,周边采用瓦扎檐,大厅内用32根顶梁柱建成。在当时形势下,也算上时髦的“现代化”建筑,也是邓县解放后第一个标志性建筑。它承担着邓县召开各种会议的使用,也接待过大小型文艺团体演出。这个邓县唯一的剧院也伴随着邓县人民度过政治文化生活30余个春秋。随着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文化生活不断提高,这个破烂不堪的剧院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更严重的是,剧院观众大厅,在坐人群听会议报告或观看文艺演出时,剧场屋顶不时落掉瓦片和泥块杂物,对观众人身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经县革委宣传部及时提请后,立即引起县革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县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拿出15万元,20方木材(系邓孟、邓襄公路改造公路两边砍伐的杨树、洋槐树作为木材指标)、3吨钢材,采用包工包料的承建办法由邓县建筑公司承建。剧院翻新从拆迁到土建工程进展比较顺利,仅3个月时间,墙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进入封顶阶段,钢材难题无法解决,经过准确计算最少还缺6吨钢材,直接影响了工程进度,更不利的是严寒冬季即将来临,冬天零下温度强行施工是严重违反建筑程序,建筑质量没有保证。有效工期眼看着一天天流逝过去,我心急如火,多次到机关去找县革委负责剧院改造工作的主管领导李书周主任汇报,让其调剂解决钢材问题,李书周主任答复说,水利、工业钢材是计划用材,是专用指标,不能动用,挪用于楼堂馆所是违纪行为,其他用材没有货源。这样,剧院工程处于停工待料,工期一拖再拖。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县建筑公司经理习正义对我说:“几十个工人,停工一天就要损失上百元,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咋样?”我说啥办法?习正义又说:“你让县革委开个求援介绍信,我和习良钦同志一同去洛阳找他四叔习仲勋,解决钢材问题。”我说,那是大人物,你们去洛阳人家习仲勋恐怕不会接见你们。习正义又说:“听我们老家习营村来人说,上个月老家习营村几个老年人带着家乡土特产,专程去洛阳看望习仲勋老人。”我听习正义说后,很高兴,只要能解决点钢材,这是个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次日我回机关,把习正义两人想去洛阳矿山厂找习仲勋解决钢材的事情,向李书周主任作了汇报,李主任表态说,老习想去洛阳找关系办钢材这是个好事情,主动为剧院排忧解难,这个意见我支持,只要能解决1吨,我们也想法弄回来。当即安排县革委生产指挥部秘书王体贵同志,给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写了去洛阳找习仲勋求援钢材的介绍信。
10月23日上午,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带着求援介绍信,乘火车去洛阳,找习仲勋求援钢材。下午4点到达洛阳矿山机械厂,住厂招待所。
次日早饭后,习正义、习良钦两人到洛阳矿山机械厂行政区门卫传达室,把介绍信交给传达室登记后,传达室值班员用电话对厂办公室主任说,邓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介绍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来找习厂长求援钢材,是否接待。王主任让值班员领着邓县两位客人到厂办公室。习正义将介绍信交给王主任看后,很客气的让座沏茶。习正义自我介绍说:“我们老家是邓县习营村,和习仲勋厂长是同村老乡家族关系。我们俩人都在邓县县城工作。”王主任问,你们过去有过交往吗?习良钦说:“我爷和习老是多年关系,我随我爷去过习老住地两次,见过面。”王主任点点头,给习老秘书通了电话说:“邓县县革委会介绍信说,邓县习正义、习良钦同志找习厂长,有事。”秘书电话说:“今天上午习厂长有事,请你把介绍信留在办公室,会后我去办公室看看介绍信是啥情况,待我给习厂长汇报后再说,让客人先在招待所住下。”王主任按照秘书原话转告给习正义、习良钦后,两人又回到招待所等候电话。
第三天上午9点多,厂办公室王主任往招待所打电话说,让习正义、习良钦两人来厂办公室等候。王主任10点钟又给习老秘书通了电话说,邓县两位客人已经在厂办公室等候。电话放下后五分钟,秘书来到厂办公室,领着习正义、习良钦两人到习老办公室。习老看到家乡人,慈容惠目、面带笑容地说,请坐下。习正义自我介绍说:“我叫习正义,是邓县十林公社习营村的,在邓县县城工作。”习良钦介绍说:“我叫习良钦,我爷叫相斋,我随我爷在北京去过你家住地。”习老问:“你俩咋来的?”习良钦说我们坐火车来哩。习老问:“你爷现在身体咋样?”习良钦说,现在还可以,平时饭后到处活动活动。习老说:“人老啦,就得活动呀。”习老又问:“你们咋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习良钦说,听我爷说哩。习正义接着说,上个月我回习营村,听村里几个老年人说你在这里(春上习营村来4个老年人带着家乡土特产,代表习营村乡亲情义专程来洛阳看望习老)。习老又问现在农村生产咋样,农民生活咋样。习正义说,现在都是集体干活,农民生活和过去相比好的多了。习良钦说,我俩这次来洛阳一是代表习营乡亲来看望你,二是邓县翻新一个剧院,钢材不够,已经停工待料,我们想来找你,让厂里给邓县解决几吨钢材把剧院建起来。习老听后很温和的说:“你们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弄啥哩(意思是在这受监管),我是在这里学习哩,没管什么事情。”又停片刻低头含笑说:“听说这里(矿山厂)钢材货源状况不太好,你们先住招待所,我让秘书问下厂里钢材供应情况再说吧。”正在这时习老办公室又来两位领导和一个军代表,找习老研究事情,习正义、习良钦就离开了习老的办公室。秘书又交待说,今天上午习老有其他活动安排,研究厂里一些事情,钢材一事,待习老开会以后,我提醒习厂长给厂里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打个招呼,看是啥情况,我再给你们电话联系,你们先住招待所等候,好吧?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回招待所等候。
第四天上午10点钟,秘书和厂办公室王主任,以及厂供应处李处长3人一起来到招待所对习正义、习良钦说:“钢材一事,习厂长昨天下午给厂里主管物资供应的刘厂长打了招呼,刘厂长说:“最近厂里钢材货源供应不太充足,生产任务也比较紧张,习厂长交待钢材任务后,经厂部领导研究,只能给你们邓县解决4吨钢材,以后货源充足再说吧,价格是每吨367块,你们到厂部财务处办理交款手续,开出提货证,让矿山厂安排汽车将钢材送到邓县。”另外又交待说:“矿山机械厂两千多名职工,几个职工食堂,后勤处为了给职工调济生活,听说你们邓县和湖北省毗邻,那里盛产莲菜,价钱比较便宜,汽车把钢材送到邓县后,返回时,可顺车拉车莲菜回来,给职工调济生活、办点福利,我们表示感谢”。习正义当即表态说:“那好,我们一定帮办,请你放心。”当天下午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到厂财务处办理了钢材交款和出库手续。
第五天早上,供应处将4吨钢材过磅装车完毕。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随着拉钢材汽车于当天下午5点多钟回到邓县。第二天早饭后,邓县建筑公司组织4个莲菜采购小组,分别到和邓县毗邻的湖北孟楼、朱林桥、秦家集、薛集四个集镇,以1毛7分的价格收购六千余斤莲菜拉回邓县,连夜装车,办清了莲菜付款手续。晚上由我和剧院筹建小组刘立敏及习正义、习良钦,给洛阳陪车来的宋科长和司机进行了招待送行,次日早上五点,由我和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送客人返洛阳。
邓州百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习仲勋在非常困难的特定时期,毅然挚情怀故土,冷暖系乡亲,有旧居遗塚,千秋桑梓总思根,对邓县建剧院给予了帮助。由于习仲勋和洛阳矿山机械厂领导的关心帮助,钢材解决的及时,保证了剧院工期的正常施工。次年5月1日,原来破烂不堪的草房剧院以崭新面貌重新开放使用,而且成为邓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这一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曾为邓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会议的召开、电影的放映、地方和外来的演出等等,可以说,在切实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邓县剧院功不可没,而习仲勋关心支持邓州文化事业的无私情怀将史载千秋,永远铭记在邓州人民的心中!

三、习仲勋梦回邓州
● 周振铎 李景汉 郭光进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以其盖世伟业和高风亮节,给世人留下了数不尽的精神财富,但是习老曾梦牵魂绕想回故里邓州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197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时任邓县电信局报话班报务员、后任河南省邓州市人事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的周振铎在值班。九点左右,周振铎从电传机上收到一份来自洛阳的电报,是发给邓县县委、县革委的,电文如下:“我叫习仲勋,我老家是邓县的,我想回去看看,你们是否同意?请回电。习仲勋。”
周振铎翻译了电文后感到非常惊讶,心中又感到无比的喜悦,因为他听说过习仲勋是邓县十林公社习营村人,是我们邓县在中央工作的一个大人物,“文革”前当过国务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译过电文后,他当即装进报封中,第二天一早他交接班后,就迅速把电报送到了县革委值班室。
习老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胸怀坦荡、无私无畏,但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此时正值习老蒙冤之时,下放到洛阳劳动改造。
随后,邓县革委研究决定同意习仲勋同志回乡探亲。由于当时为非常时期,习老因故未能实现他的探亲梦。但是,习老在以后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忘记邓州,没有忘记家乡。
1997年4月,中国豫西南大地,万木葱茏,春意盎然。年近七旬的习中法带着习仲勋的重托,从陕西省富平县,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祖籍——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寻根问祖,看望父老乡亲。
现任邓州市公安局陶营乡派出所所长李景汉,10多年前,他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有幸接触到习中法老人,并陪同习中法老人在邓州市参观了福胜寺塔等历史景点。
习中法是习仲勋的亲叔伯兄弟,他们亲叔伯兄弟一共6个,习仲勋是长兄,习中法为六弟。虽然亲同手足,但习中法却从未向兄长伸手要过任何好处。习仲勋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使当时在青海知青办任普通职员的习中法受到牵连,他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下放到“劳教所”。多年后,当习中法得以平凡昭雪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习中法忠厚、善良、朴实的普通农民形象给李景汉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习中法老人的到来,让故乡人欣喜若狂,于是东家请吃饭,西家请喝酒,老少爷儿们有诉说不完的思念,回忆不尽的苦难家史。据老人们回忆,当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是习仲勋的爷爷用挑子挑着一家老小,一路逃荒要饭,才到了陕西富平……
凭着对习氏家族的敬仰,加之亲戚介绍,诚恳相邀,习中法在李景汉家住了几天。习中法少量饮酒,从不抽烟,身子骨十分硬朗!一身中山装和一双黑布鞋,显得朴素大方,眉宇下那双和善有神的目光,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一天晚上,习中法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李景汉说:“有件事我想给你说说,你帮我拿拿主意。” 李景汉诚惶诚恐,赶紧道:“您老有啥尽管说!”老人讲,他前年见到大哥(即习仲勋)时,大哥对他说,有个想法,就是想让他回老家邓县习营拜祭先祖,并整修一下先祖墓地,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去看看。李景汉当即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建议和他一起去找邓州市有关领导谈谈。
次日上午,时任邓州市政府副市长的孙天朝和市委书记李天岑听后也很赞赏,答应支持。如今在习营的习氏祖茔得到整修,祠堂得到了及时修缮,邓州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4月将习氏先祖习思敬墓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邓州市文化局于2011年11月树立了文物保护标志碑。
习中法老人在邓州住有半个多月时间,带着浓浓的乡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邓州。习老最终没有实现回家乡邓州的夙愿,但他对祖籍地的眷恋、对家乡父老的惦念,深深感动着故乡的人民。
四、习仲勋情系邓州
1986年5月15日至21日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邓县(注:今邓州,1913年—1988年称邓县)作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虽然当年的会议召开距今已有26个年头,可亲历此事的邓县原县委书记殷文欣(后任南阳市工商局局长)每当回忆其参加会时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因为在那次会议上他见到了祖籍邓州、时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这让他终生难忘。为与殷文欣书记分享与习老相见的喜悦,共同缅怀习老牵挂关心家乡的高尚情怀,我们专程采访了殷文欣。
2010年9月16日,邓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中玲及时任邓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的朱艳红,邓州市文化局局长闫富传等前往南阳看望殷文欣老领导,并请殷老回忆他当年参加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时与习仲勋见面的情景。
下午四时许,我们在邓州市工商局局长欧阳玉军陪同下如约来到殷文欣家中,大家互致问候。一阵寒暄之后,殷中玲说明了来意:殷书记您当年在邓县工作时,许多工作都取得了先进,尤其是当年我们的信访工作取得了先进,您还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听说在会上您见到了习老习仲勋。大家都知道习老的祖籍地是我们邓州,他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习老一生虽因种种原因未回过邓州,但他时刻没有忘记家乡,关心邓州的建设,牵挂家乡的亲人。为了纪念缅怀习老,我们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准备出个文集。邓州市文化局已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今天我们来一是看望老领导,再一个就是请您回忆下当时的情况。
殷文欣回忆说,当时的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的会期有6天,从5月15日到21日。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等中央领导来到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厅会场会见了参加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当天的会议由习仲勋主持。在会议开始前,习仲勋问:“河南邓县谁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回答说:我接着习老说:“你们的信访工作搞得很好啊。”我回答说:“应该的,还有很大差距”。习仲勋讲会后有机会见见我。因习老公务繁忙,我一直未接到接见通知。殷文欣说,因没有思想准备,当听到习老问“河南邓县谁来了”时,感到很惊奇,但立马就镇定了,简洁的回答了习老的提问。殷文欣还说当时他站起来回答习老提问时,引来了与会的其他代表都向他这边看,真有点儿热血沸腾,浑身充满着自豪和喜悦。
他说他坐下后,问了身边同到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斌臣:“我回答的咋样?”李斌臣说:“很好,就是说的少了点,应该多汇报点,还应该说请习书记回你们邓县家乡去看看。”殷文欣说,太紧张了。今天想起来还觉得有点遗憾,习老一生心系家乡,虽然他公务繁忙,但想回家乡看看一直是他的心愿。殷文欣还感慨地说:见到习老让他终生难忘。
殷中玲:“当时习老还提到其他代表了吗?”
殷文欣:“没有,就问了咱们邓县。”
殷中玲:“那时,习老是怎么知道邓县有人参加会议的? ”
殷文欣:“当时的会议上印发有材料,那上边有各地, 参加会议的名单,有二百多人参加会议。习老看到那上边有‘家乡’的人来参加会议,并且是信访工作的先进代表,他感到很满意,也说明他心中一直在关注家乡邓县的建设和发展。”
殷中玲:“咱们的待遇很高啊,您在会上发言了吗?”
殷文欣:“作了发言,我记得有湖北省、北京市、大庆市、黑龙江省等处的代表都作了先进经验交流发言。”
殷文欣老书记说,在北京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他有生以来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会议,因此虽然已时隔二十多年,但他对当时会议的许多细节仍记忆犹新。他说,那时还没有设信访局,只有一个信访科。副县长郭允祥分管这块工作,当时的信访科长是石宏霖。
在开这次正式会议前,还开了一次筹备会,郭允祥、石宏霖及县行政科长王清海先行到北京参加了筹备会议。这次的正式信访工作座谈会只开到省一级,河南省委是李斌臣副秘书长参加的会议。县级只有邓县和黑龙江五常县(后称五常市)作为先进典型代表参加会议。参加正式会议时,是我和赵明先司机(后任邓州市委行管局局长)一块去的。
198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胡耀邦、习仲勋、乔石、杨尚昆、胡启立、彭冲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和全军信访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当年的信访工作会议作为我国信访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已载入史册,这次会议也因为有习老一句“河南邓县谁来了”语重心长的问话,使邓州人不仅记住了那次给了邓州荣誉的会议,更使邓州人更加怀念一向关心支持、挂怀“家乡”、心系邓州的习仲勋。 

五、习仲勋与刘向三情同手足
● 裕航 杨平 王春玲
 
 
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同志和刘向三同志的一生,都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鞠躬尽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这两位祖居邓州的革命者,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结下了深厚的老乡情、兄弟情、战友情。
邓州骄子
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祖籍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广东经济特区主要创建者。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于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祖籍邓州。习仲勋的先祖习思敬于明洪武初年由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金川镇塘头村委会习家村民小组,迁到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习营村位于邓州市西北,距邓州市35公里。习氏迁至邓州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发展为数千人的望族。习思敬的后人,均尊称习思敬为入邓州一世祖。习仲勋,是习思敬的后人。习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于清光褚八年(1882年),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今淡村镇)附近的南堡子暂居下来。习仲勋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兄弟两个,他是老大,弟弟中凯。
刘向三,生于1909年9月30日,幼名刘麟超,曾用名刘星台,后来因工作需要改名刘向三,河南省邓州市罗庄镇刘岗村人。刘岗村距习仲勋祖居地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大约10公里。刘向三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5月加入冯玉祥部队,1931年12月14日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参加陕北纠正肃反扩大化,先后在中央军委保卫局、红五军团、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西北保卫局从事保卫工作,并担任科长、执行部部长等职,1936年任陕北红30军特派员、苏区外交部交际科科长;抗战时期历任中央军委统战部负责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总政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队长、军委总政治部总务处处长、五省联队军区后勤部经建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吉黑军区哈北军分区参谋处长、后勤部长、分区司令员兼中心县委书记,东北工矿处处长、东北工业部秘书长、东北煤矿管理局局长、华南局财经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厅长,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局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煤炭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中央纪委驻水电部工作组组长、水电部副部长,水利部党组第二书记、第一副部长,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4年离休,2007年11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陕北相逢
1935年春,习仲勋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5年9月,西北革命根据地爆发了左倾错误影响下的“肃反”。西北革命根据地部分领导向上海临时中央局报告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右倾”、“富农路线”,临时中央遂派遣朱理治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1935年9月底,朱理治抵达根据地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领导的肃反运动,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其中230人遇害。
此时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被逮捕,他们给习仲勋罗织了一系列莫须有罪名:骂群众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给富农通风报信等等。习仲勋被扣押后,遭遇了严刑拷打等法西斯审讯,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上两杆长枪,最后看押在瓦窑堡汇川通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晚上睡觉时仍捆着。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习仲勋也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污蔑,开始说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是右派,并说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此时的习仲勋生命已经危在旦夕。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后,得知刘志丹、习仲勋等被逮捕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立即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刘向三当时在国家保卫局任科长,毛泽东派遣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与贾拓夫等带队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习仲勋等人的罪名。
习仲勋和刘向三陕北相逢后有过一段频繁接触,得知刘向三老家是河南邓州后,习仲勋问,你家在邓县(邓州)什么地方?刘向三说,罗庄刘岗村。习仲勋高兴的说,我是十林习营人。刘向三说,离我老家很近。我们相距不过20里路。习仲勋说,清末,因战乱匪祸不断,我祖父携全家逃到陕西富平县淡村乡定居,但和老家习营很多近亲族人有来往。刘向三向习仲勋说了很多老家的人和事。从此,两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亲密战友、同乡无话不谈,演绎了长达近70年的深厚情谊。
1936年,习仲勋先后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环县县委书记、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同时期,刘向三先后任红三十军特派员、东北军联络员、苏区外交部交际科科长、中共统战部负责人。这一时期习仲勋和刘向三成功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接关头,在党中央领导下,他们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将军、67军王以哲军长进行了多次会谈,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达成了“一致对日,无不侵犯,开放通商,道路畅通”等四项协议。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延安这段时间,习仲勋和刘向三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相互关心,情同手足。刘向三于1937年8月同吴琳结婚,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习仲勋曾劝刘向三夫妇收养一个女儿,曾一度为刘向三张罗收养女儿之事,可见两人之间浓浓的乡亲、友情、亲情。
共兴华夏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和刘向三在不同岗位上为中华民族复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殚精竭力、鞠躬尽瘁,耸立了不朽的丰碑。其中有三次重大活动两人同行。
1959年9月,习仲勋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刘向三随团出访。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此时中苏关系亲密融洽,在我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超过2万人,苏联援华有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刘向三任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代表团出访莫斯科期间,项目洽谈还没结束,国内打电报通过驻苏联使馆召刘向三回国参加“反右倾”学习。刘向三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很有意见,在向习仲勋请假时说了自己的想法。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心胸坦荡、无私无畏,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只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历史可以作证,人民可以作证”,他又嘱咐说“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还未结束的情况下,刘向三不得已同习仲勋告别提前回国参加煤炭工业部“反右倾”学习。
198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50周年,陕西省西安市作为“西安事变”事发地,举行了隆重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央决定习仲勋为团长,吕正操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出席陕西省西安市的纪念活动,刘向三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原东北军联络员共10余人一同出席活动。1986年12月5日,刘向三同习仲勋等一同在北京西郊机场登上专机赴西安。当晚,代表团一行住在陕西宾馆。晚饭后,刘向三到习仲勋住室看望老乡,畅叙乡情、亲情、革命情。12月6日上午,陕西省暨西安各界隆重集会,习仲勋、吕正操和陕西省委白纪年书记为修葺一新的“张学良将军公馆”开馆剪彩,刘向三同中央代表团成员一同出席活动。他们还参加了其它相关活动。行程中两位同乡说的最多的还是老家邓县,习仲勋十分关心家乡邓县的发展变化,并约定一定回故乡看看,了却思乡情。
1990年6月6日,“庆祝张学良将军90寿辰”活动在张学良将军的故乡辽宁省沈阳市辽宁大厦隆重举行。习仲勋带队,刘向三等人前去出席活动。习仲勋和刘向三两位老战友又一次携手同行。习仲勋就张学良的丰功伟绩及弘扬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发表讲话,刘向三就张学良将军数次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和进程进行了讲述,他们的讲话丰富了“张学良学术研究”课题的内容,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贡献。在同行中,习仲勋十分关切地向刘向三询问家乡邓县的情况。
联袂支教
医圣张仲景是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赵清理是邓州市十林镇罗岗村小赵岗人,出身于六代中医世家。赵清理祖父赵九云兄弟二人,弟弟赵九鹏。赵九鹏妻子是习仲勋的姑姑,习仲勋是赵清理舅爷家的表叔。赵清理妻子习清芬,系习仲勋近门侄女。赵清理为河南中医学院教授,1979被选定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被国家卫生部确定为老中医,1994年被评为“河南优秀教育世家”、“河南省优秀教师”并获得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赵清理教授怀着对“医圣”张仲景的敬仰之情,为弘扬祖国的中医药文化,为国家培养中医药人才,筹备在南阳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
1985年2月,张仲景国医大学在习仲勋的关心支持下在南阳正式成立,并于当年9月正式开学。要使这所学校长久地创办下去,必须解决招生计划和学历问题。为此,赵清理通过河南省教委于1985年10月给国家教委写了一个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以习仲勋办公室的名义送到了国家教委;另一份通过习仲勋介绍交刘向三转呈给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李鹏的关心下,1986年3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把张仲景国医大学正式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学历为大专。张仲景国医大学在习仲勋、刘向三共同关怀支持下,为社会培养很多优秀人才,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习仲勋和刘向三是风雨同舟近70年的战友,是邓州这片热土的英雄儿女,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召世人,他们天下为公的境界彪炳千秋。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不朽丰碑永远耸立在邓州人民心中! 
六、习仲勋关心支持家乡中医教育事业
● 裕航 杨平 王春玲

习仲勋与妻子齐心
笔者数次采访张仲景国医大学原副校长兼教育长、现任郑州仲景国医专修学院院长、原张仲景国医大学校长赵清理之子赵安业院长,每每说及习老(习仲勋)关心创立张仲景国医大学一事,细数习老在办学前后无数次的关心支持,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5年2月,张仲景国医大学在习仲勋的关心支持下在南阳正式成立。这是医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邓州、河南省乃至全国中医教育事业的又一个基点、又一次跨越、又一次辉煌!
赵清理为河南中医学院教授,邓州市十林镇罗岗村小赵岗人,出身于六代中医世家。1979被选定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被国家卫生部确定为国家级老中医,1994年被评为“河南优秀教育世家”、“河南省优秀教师”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1984年赵清理教授怀着对“医圣”张仲景的敬仰之情,为弘扬祖国的中医药文化,筹谋在南阳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这一想法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与支持,供职于河南日报社的江涛(邓州市人),专程回到南阳,向南阳地委书记宋国臣谈了赵教授的办学想法,后南阳地区纪委书记韩天经(邓州市罗庄镇人)去郑州开会,赵清理当面向他作了更详细的汇报。紧接着办学事宜提到了南阳地委的议事日程,韩天经向宋国臣和南阳行署专员张洪华作了汇报,南阳地委、南阳行署经过认真研究,同意办学。  
1984年10月,赵清理教授回到南阳,就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之事,制定了办学方案,与宋国臣书记进行了详细商谈。之后赵清理专程到北京,向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女,邓州市构林镇人)作了汇报,杨蕴玉表示赞同。赵清理又去向习仲勋汇报,得到了习仲勋秘书曹志斌和儿子习远平的接见,赵清理就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的设想,以及杨蕴玉副部长的意见,向曹志斌和习远平详细作了汇报。
1985年1月8日南阳地委、行署成立了张仲景国医大学筹备委员会,由李金明(南阳市宛城区人,时任南阳地委副书记,后任淅江省政协主席,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赵清理、孙兰卿(原南阳市市长)负责,即日开始办公。南阳地区行政公署向河南省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创立张仲景国医大学的报告》。报告上报的第三日,赵清理再一次赶往北京,面见习仲勋。习仲勋很高兴地说:这是件好事情,我已得知,一定支持,具体事你和远平、志斌说,该办的事情一定要办好。赵清理从习老家出来后,就找习远平、曹志斌商量名誉校长一事。后经习仲勋出面,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为张仲景国医大学的名誉校长。
1985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政函1985(31)号》批复南阳地区行政公署,同意“以社会力量办学性质,先举办专科层次俟条件成熟后再举办本科层次”建立张仲景国医大学。接到批复,南阳地委、行政公署决定2月6日在南阳举行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赵清理遂致电习远平,请他出面邀请北京相关部门派人前来南阳出席会议。习远平很重视,于1985年2月3日抵达郑州同赵清理见面。又在电话中向河南省委书记刘杰作了汇报。刘杰书记对此事也很重视,指示届时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侯志英、副省长胡廷积代表省委、省政府赴南阳参加成立大会。同时,他安排以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名义,邀请国家教委、卫生部派人参加成立会议。习远平在郑州同赵清理及赵清理儿子赵安业商量,自己用“习远平”名字不合适,以繁体字“習”上边的“羽”和下边的“白”分开使用作为化名“白羽”。
1985年2月6日,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在南阳地委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校长朱学范的代表白羽(习远平),全国政协副主席、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校长董其武的代表董都祥,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习远平本人还应邀担任张仲景国医大学的顾问,同时担任顾问的还有郭长宇(国家教委组织部部长)、杜永斌(中联部七处处长)、邵文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光华(河南省副省长)、李金明等。
在习仲勋的关心、支持下,张仲景国医大学顺利创建,并于1985年9月16日正式开学,共招专修、专科、少年班三个班学生360名。要使这所学校长久地创办下去,必须解决招生计划和学历问题,为此,河南省教委于1985年10月给国家教委写了一个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白羽,以习仲勋办公室的名义送到了国家教委;另一份通过习仲勋介绍交刘向三(全国政协常委、原水利部副部长,邓州市罗庄镇人)转呈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国家教委收到报告后十分重视,于11月7日派高教二司副司长王镭、林惠箐(现任教育部部长助理)、石鹏建(现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三人赴南阳实际考察。1986年3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将张仲景国医大学正式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同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在当时该校是全国唯一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也是全国唯一冠以大学的中医高等院校。习老又协调了国家科委及相关部门,批准创编刊物,以提高中医学术研究水平,1986年2月6日,值建校一周年之际,创编发行了《国医论坛》杂志,在国内外医学界引起了关注和影响。1988年该校被国家中医药局确定为中医专科教育改革试点单位,1993年经省教委批准移址郑州市,1996年省教委批准更名为郑州仲景国医大学,后改名为现校名郑州仲景国医专修学院。1997年被省教委定为河南省首批国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二十多年来,学校(院)始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学规律,坚持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方向,为社会培养很多优秀人才,为中原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
笔者在邓州市十林镇罗岗村小赵岗赵安业教授家里采访时,赵安业还向我们拿出了他珍藏的一幅照片,是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和赵清理、赵安业的合影。他回忆说:1988年10月10日,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后三年,父子二人专程到北京向习老汇报,受到了习老的热情接见和亲切交谈,并留下了这幅珍贵的照片(照片是习仲勋秘书曹志斌拍摄)。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病逝,赵安业院长闻讯悲痛万分,立即由儿子赵国永、儿媳王梅陪同前去吊唁,习老秘书曹志斌接待他们。在习仲勋灵堂,赵安业父子潸然泪下,肃穆地默哀鞠躬,以表达对习老的哀思,对亲戚故去的悼念。在接待室习远平向赵安业叙说了习老病情和追悼会安排等情况,又询问学校的有关情况,赵安业院长安慰习远平节哀保重。
言者崇敬缅怀,听者动容感慨,拙笔成文,以表达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对家乡医学教育事业关心支持的敬仰!
七、殷殷忆伟人
——习仲勋和习宗斌的叔侄情
● 裕航  杨平  王春玲
       历史伟人习仲勋,在历史长河中,他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邓州故里,他于这片热土、父老乡亲,是一位慈祥可亲的长者。
       2011年初春,《习仲勋情系故里邓州》编委成员裕航、杨平、王春玲同原张仲景国医大学副校长、现任郑州张仲景国医专修学院院长赵安业教授一起,采访了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习中欣老人(现居住在邓州市张村镇,习宗斌之子)。
       1939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时,听说老家邓县(今邓州)十林习营村有个族叔叫习宗斌(曾用名习子中,习中欣之父),河南大学毕业,有思想、有文化,是个人才,在内乡县民团任副团长,从广纳人才,扩大革命队伍、统一战线方面考虑,曾三次写信邀请习宗斌去关中为共产党工作,但由于通讯交通不便等原因,习宗斌未能成行。习宗斌是一位的智者,被誉为邓北第一才子,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因看透国民党的腐败,气数将尽,即返乡务农。在别廷芳部聂国政团长威胁利诱下,做了挂名的民团副团长。
       1948年,邓县(邓州)解放,习宗斌因当过国民党部队营长及民团副团长成为当时专政的对象。1949年,习宗斌辗转西安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找到习仲勋(习仲勋时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介绍自己的情况说:“我是习子中,想在您这里工作”。习仲勋说:“你就是习子中?我曾经给你去了三封信,想邀你来共事,你音信全无,现在才来找我,你留下地址,我看看情况再说”。这一时间里,习宗斌住在一位亲戚家,以写字买字、摆烟摊为生,不觉一月有余。一天,来了习仲勋的两个警卫员,送来了新衣服、鞋帽及生活用品,并告知习书记要面见。见面时习仲勋笑着问:“你能做什么工作?”习宗斌说:“什么工作都可以。”习仲勋随即将习宗斌安排在西北局招待所工作。习宗斌后任招待所副所长。习仲勋又帮助解决了习宗斌的妻子及两个小儿子西安户口问题,使其能在西安团聚。1950年9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到北京工作前去看望习宗斌,习宗斌表示希望能发挥特长,将想从事文化工作的想法告诉了习仲勋,后根据工作需要,习宗斌调入西安文史馆工作,任文史馆馆员。1956年习宗斌不幸身患肝病,习宗斌将患病情况写信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委托陕西省省长赵首山等领导前去看望习宗斌,并带信让他去北京治疗,习宗斌回信说自己是肝癌,去北京也医治不了,此事遂作罢。习宗斌在致习仲勋信中拜托习仲勋关照长子习中旺。
       习宗斌长子习中旺原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后来随部队起义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作战,任汽车连连长。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从部队转业,按照父亲的交待来到北京找习仲勋。习仲勋根据其特长安排在国务院后勤部门工作,主要负责接送苏联驻华专家。在习中旺上班前,习仲勋安排习中旺先去西安祭拜父亲,看望继母和两个弟弟,并交待说要给你继母留下点钱,然后再回邓县(邓州)习营村看望家人,时间限定一个月。习中旺按照习仲勋的嘱托去西安祭拜了父亲并看望继母和弟弟,最后回邓州十林习营村。在习营村,习中旺用转业费为家里买了农具,并帮助家人干农活。他在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才返京。习中旺返京后就去习仲勋家里找习仲勋。习仲勋批评习中旺说,我批你一个月假,你却回去两个多月,不遵守纪律,像你这样以后怎能干好工作呢?你原来的工作因工作急需已安排他人了。习中旺说,知道错了,今后一定改正。习仲勋让习中旺先住招待所听候安排。几个月后,习仲勋安排习中旺到青海省为孙作宾省长开车,后为民政厅厅长开车,最后在青海省汽车监理所任技术员。
       习宗斌二子习中欣,1958年考入青海省地质学校,毕业后分配在青海唐古拉山光电地质队工作。习中欣曾给习仲勋写过三封信,1958年9月写第一封信,叙述了在校期间的生活、学习情况,习仲勋亲自回信“知道在校情况,很高兴,一定要好好学习”;1959年3月,习中欣到地质队参加工作后写了第二封信,叙述了工作情况,习仲勋又亲自回了信,“要努力干好工作”;1962年10月写第三封信,这次是秘书回的信,信中说:“以后没有事情不要再写信了”。后来才知道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习仲勋当时是怕他受到连累。
       往事如烟,很多事都已随风而去,但习老对乡亲的深情震撼我们心灵,对祖居地的怀念铭刻在我们心中! 
八、父老情深
● 裕航  杨平  王春玲  赵增晖
习仲勋的三爷习永俊,自光绪八年(1882年)跟随大哥习永生由邓州来到陕西,经常往来于陕西富平和河南邓州老家,大多数时间还是在习家庄,成了习仲勋家不可缺少的助手,也为习仲勋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起到了一些间接的帮扶作用。
在动乱年代,经常往返豫陕两省,除了能吃苦耐劳外,更重要的是机智勇敢,胆大心细。饱经世事的习永俊,身处社会底层,常为穷人担忧,倾向革命。对自己从小抱大的习仲勋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什么主义,对他并不重要,他只知道习仲勋所搞的事业,是为天下的穷人着想,需要很多的人参与。在征得习仲勋的同意后,暗自从老家介绍一些敢于反抗贪官污吏、有技术特长和对当时社会不满的青年到习仲勋身边。这些人中有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献出宝贵生命的,也有经不起艰难困苦的考验中途退却的。
习中来又名长来,比习仲勋大一岁,出身贫寒,从小顽皮,机智勇敢,上树、翻墙如赴平地,不是猴子胜似猴子,攀援跳跃的功夫令人咂舌。习仲勋知人善任,习中来成了侦察员中最得力的人员之一。他为革命队伍侦察情报,传送信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次侦察过程中,因情况特别紧急,一时慌忙,一条腿被摔伤后留下残疾,但丝毫也没影响他所担负的工作,反而更增加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后来跟随刘志丹,奉杜衡之命南下渭华,习中来同红二团一二百名将士饮恨南山。
习正兴是习仲勋的族侄,经商有道,胆大心细,经常往来于国民党统治区,饱受贪官污吏们敲诈勒索之苦,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一九三五年春习永俊介绍,来到陕北。当时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给游击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繁荣苏区经济,开办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印制边区货币,流通金融,使陕甘边呈现一派生机。
习仲勋在详细了解了习正兴的情况后,委任他在军需供给处担任军需筹备工作。他发挥了曾在白区闯荡的经验,利用国民党军政官员大多都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向白区贩卖鸦片及其它奢侈用品,为筹备军需赚取最大利润。从白区购买枪弹、医药运回苏区。虽然贩卖鸦片,他却从不吸食鸦片,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革命战士,于一九三五年八月被错误肃反的制造者一伙枪杀,令习仲勋痛心不已。
和习正兴一块去的,还有其他六人因发现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产生畏惧心理,不辞而返。
习中志与习仲勋同辈,年长八岁,粗通文墨,魁梧英俊,人情练达,为人正直,精通各种农事活动,拳脚功夫也至臻上乘。一九二六年为躲避兵燹匪患到达三原。开明的桂姓绅士经过考验委命他为长工首领。他舍身处地为桂家着想,内外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得到认可,被桂姓一家视为知己。他疏财仗义,惜苦怜贫,扶危济困,得到桂姓绅士的支持。
凡河南去的老乡,不管是经商的还是做工的,无不投奔于他。老乡们也为桂家办了不少好事。遇到农忙季节或其它紧活儿,习中志一声吆喝,河南老乡们会集中力量将桂家需要干的活儿,收拾得干干净净,且分文不取。只要是河南老乡,不管谁有了三灾八难,习中志都会招呼其它老乡解囊相助。桂姓绅士感悟良多。他看河南老乡们在简陋的窖洞内集会,有时候人多, 窖洞容纳不下, 就在外面。热天还将就, 若是冬天或刮风下雨则成了问题。人们把他居住和集会的地方称为“河南窖”。桂姓绅士主动出资由习中志主持,在三原县城盖了一座“河南会馆”。习仲勋的家人就曾得到过习中志暗地资助。三原“河南会馆”由于习正兴的参与,一度成了红军军需物资的中转站。
有一次,红军游击队急需一批药品和弹药,用桂家的马车送往苏区,在交接手续的时候,驾车人去了厕所。可能是马匹受惊而跑,待押送人员返回,不见了马匹和车辆。所有人员急得冒汗,这可怎么向老桂家交待。四处寻找不见,大家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顺着去路返回,竟然发现三匹马拖着车子在途中一条小河沟里饮水,所有人转忧为喜。这次事件使大家汲取了教训。后来多次利用桂家的车马往苏区送东西,再也没有出现差错。
习正兴被错误肃反枪杀以后,使习中志受到很大的震惊,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和红军及游击队来往。后来,习仲勋亲自去了一趟和习中志交换了意见,并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红军及游击队向三原河南会馆以前对苏区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鼓励习中志继续为革命事业多做贡献。
三原的河南会馆在习中志的组织和倡议下,利用隐蔽手段,不仅为苏区转送枪支弹药,医药用品,也有棉花、布匹、粮食、油料、烟叶等紧缺物品。只要苏区需要的东西,习中志就会通过河南会馆,联系河南老乡, 生办法从其它地方购买甚至动用亲戚朋友关系。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吃饭穿衣成了大问题。习中志联系习中申和习中茂等人,各买了一辆德国造的“三枪牌”自行车(当时人称“洋马儿”),加入了从河南往陕西贩卖布匹、棉花、烟叶等物资的行列。在他们的带动下,习中才、习正业、习富来、习金鹏等, 仅习氏族人就有十几个,也加入了往陕西贩卖布匹的队伍,其它周边县区乡村也有不少人参加。在这支队伍中,大部分人利用独轮手推车,也有背驮的肩挑的。布匹来源于邓县、内乡﹑新野、镇平几个周边县市。他们不辞艰辛,在翻越秦岭的时候,好多次差一点掉下悬崖,但从没有放弃。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只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穿衣保暖问题。
文化大革命,习中志也受到了冲击。一九七五年在三原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习朝林是邓州习氏第十五代人,虽年龄不算太大,却是习仲勋的爷字辈,人穷志不穷。因当时的环境和医疗条件所限,伤寒、霍乱常常威胁人们的生命。他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入手,遍览古典名方,结合实际,虚心求教名师,学得一身本事,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大夫。
一九三三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霍乱流行。习朝林经人介绍,带上大量的中草药,冒着生命危险赶到陕北,亲自动手熬制汤药。并带领红二十六军队伍的卫生人员到山上采集草药,贡献药方,传授熬制方法,很快控制了病情。后来他在三原河南会馆附近隐居下来,为地下共产党和来来往往的共产党联络员医伤治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回邓州老家两次,还把医治创伤和熬制膏药、治疗各种无名肿毒的方法传授给族人。一九八0年在三原病故,享年八十三岁。
习宗斌字子忠,是习仲勋的族叔,德才兼备,写得一手好字。为人品德端正,受内乡县号称宛(南阳)属十三县司令的别廷芳胁迫,委任其在内乡县师岗镇任民团副团长兼文书。有革命思想,他常说:“钱多,地多,后代子孙祸多。”习仲勋曾三次写信经习永俊转交,希望他能到陕甘共图革命大业。至1948年在一位族人的帮助下他连夜逃往陕西。几经周折,找到了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习仲勋帮其安排了工作。其时,西北局面临“消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的战略行动。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文物古迹甚多。甄别保护好历史文物,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习宗斌在这方面有专业爱好和研究。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必须不失时机地保护文物。西北局一个机关面临大街,前面修了一个影壁墙,有人建议,上面写几个字才好。经过一番酝酿推让,习宗斌便鼓足勇气在墙上题诗一首,得到了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军政领导们的交口称赞,习仲勋也暗自欢喜。随后习宗斌便加入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行列。全国解放后,调西安文史馆工作。他敬业乐群,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深受同志们的爱戴, 习仲勋非常满意。因为他是习仲勋的族叔,人们也都尊称他为习老。一九五六年在西安文史馆病故。
邓州堰子习营的父老乡亲, 对习仲勋的革命行为,由同情到支持,无怨无悔。为能给习仲勋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付出代价而自豪。习仲勋在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也尽可能对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乡亲们, 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关照。
习中旺,是习宗斌的长子,从抗美援朝战场上退役后,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说明情况,希望大哥给介绍一个立身安命的地方。习仲勋工作繁忙,让勤务人员安排他暂且住下。谁知一住便是三个月,待习仲勋拨冗抽暇,查看了习中旺的档案后,征得中旺族弟的同意,就安排他到青海省直机关小车班开车。习中旺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仲勋大哥争光,全身心地投入为开发大西北的服务之中。几年之后,在交通系统一监理所担任所长。他不徇私情,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得到广大干群的一致好评。习仲勋蒙冤期间, 他也受到冲击。一九七八年得到平反,二0一二年春在青海西宁病逝,享年九十三岁。
习中铭和习中堂也都是习仲勋的族兄弟。习中铭黄埔军政大学毕业,曾在傅作义部下任营长,为统战做了大量工作。起义投诚后,在北京市地方工作,和习仲勋经常往来。习仲勋蒙冤期间,他也遭受不白之冤,被遣返回家,在老家含恨而死。
编者在采访中铭之女时还了解到,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期间,已回到邓州习营的习中铭还多次到洛阳看望大哥习仲勋。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有一次,习中铭到洛阳看望习仲勋,习仲勋说:“中铭弟,我们活着是兄弟,死了还是兄弟”,可见两人感情之深。
习中堂原在老家当过保长。为人清正,仗义疏财,性格直率,疾恶如仇。一九四九年家乡开始剿匪反霸,他被人诬告有杀人之罪,半夜逃跑,星夜兼程,到北京后,先见到习中铭述说真情。习中铭领他去见习仲勋。待习仲勋派人查明情况之后,也将其介绍给正筹备青藏公路建设的穆圣中将军。因他从农村出来,对农事比较精通,穆圣中安排他在司令部机关种菜。责任心很强,成绩斐然,有组织和领导才能。一九五四年青藏公路建设开工,委任他为施工队长,工作成绩突出,屡受嘉奖。因打骂工人,在习仲勋蒙冤期间,有人诬告他有杀人罪恶,被判刑劳改三年,一九七八年平反昭雪,一九八六年在青海葛尔木病故。
习强斋,又名习存健,一九一0年出生于堰子习营分支的习楼村,聪敏好学,博闻强记,思想进步,不畏强权。早年在洛阳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因地方土匪猖獗,他心系家乡父老安危,回乡后动员族人把属于习氏家族的千年古柏树卖掉,筹募资金购置枪支,维护家乡治安。策反被逼为匪人员,收编零星土匪,招募青年壮丁,形成邓县西北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武装。安抚民心,创办小学,培养人才, 声名远扬。树大招风,才大招怨,被宛属司令别廷芳视为眼中钉,组织特务人员对其实施暗杀。习强斋行动敏捷,越墙而逃,幸免遇难。遂和几位进步青年逃亡陕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一九三九年八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干部班学习。毕业分配在太行山刘伯承部下任连长。一九五三年在任华北军区一军需处处长时与习仲勋取得了联系,应习仲勋之邀在中南海第一次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攀谈。不同的经历,一样的乡情,使他们叔侄二人谈话十分投机。对很多问题的见解和对全国形势的展望,使他们成了知音。
后来,习强斋在河北省三河县县委工作。距北京较近,他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 常去习仲勋家做客。习仲勋也拨冗抽身, 带上家属和子女到三河县看望习强斋。习仲勋的儿子和习强斋的孙子也均以兄弟相称,彼此十分融洽。
一九六二年秋,由于康生陷害, 给习仲勋戴上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的帽子,蒙冤被迫停止工作,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这是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后的第二次蒙冤。习强斋唯恐习仲勋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经常挤时间和习仲勋一起畅谈忠臣受害,好人自有好报的历史典故和趣闻轶事,使习仲勋消愁解闷。周恩来总理对这位得力助手十分同情,经常派人到洛阳看望,解决他生活和工作上的实际问题。
一九六四年习强斋从三河县退休,回到邓县老家,嘱托在三河工业局任采购员的长孙良钦,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到习仲勋大伯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九六七年一月习仲勋被红卫兵抓到西安批斗,周恩来总理为了习仲勋的安全, 一九六八年一月将他转到北京卫戍区监狱“囚禁”(实为保护)。当时工资被冻结,其女儿安安在内蒙插队,患了关节炎,桥桥在山西插队,患了肺结核,均是良钦为他们求医问药,接济治疗。
习强斋恐习仲勋接受不了残酷打击,专程从老家赶到北京,通过关系到北京卫戍区(秦城)监狱看望。当习强斋把自己买的衬衣为习仲勋换上,看到脱下的衬衣上长满虱子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他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习仲勋说:“战争年代多少次死里逃生,那么艰难都过来了,如今要好好活着,受点冤屈耐心等待,总有天晴的日子。”
一九七五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习仲勋被解除监禁,第二次到洛阳,被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由齐心陪同,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和真诚关怀。为能同工人和农民交上朋友而由衷地高兴,精神状况很快好转起来,身体也很快得到恢复。
他的女儿们因往返看望父母缺少路费时,工人师傅们悄悄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借钱资助。习强斋应邀到洛阳,每次都要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聊以弥补习仲勋生活上的不足。两人无话不谈,形影相伴,既是家人,又像朋友。环境条件的变化,没改变他们的初衷,一如既往地坦坦荡荡做事,正正派派为人。
周恩来派人到洛阳看习仲勋时,齐心写信托来人转交周总理要求解冻工资,得到答复。经济宽袷以后,他们一如既往,省吃俭用,却经常周济有困难的工人兄弟。
一次良钦乘出差之便,路过洛阳,为大伯买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的确良”衬衫,被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训了一顿:“要和人们比贡献,不能和人们比吃穿。”临走时硬是往良钦口袋里塞了五十元钱,回家后他不无幽黙地说:给大伯买件衬衫还赚钱。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到广东就任后,于一九七九年正月写信邀强斋叔趁身体尚健到广州看看。习强斋高兴地对孙子们说:“好人自有好报,你大伯总算有出头之日了。”因当时通讯不便,未能预约。当他兴致勃勃地赶到广州,习仲勋已到北京开会。习仲勋知道会期较长,不忍冷落了族叔,便嘱托秘书买好车票送他老人家到北京会面。利用会议间隙尽情畅谈,和家人一起就餐,共叙天伦之乐。
吕继端是习仲勋姑奶家的外孙,在广东省广播电台做编辑工作多年,一九七八年夏秋之交,向习强斋讲述了广东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的大好形势,邀请他第二次到广州。习仲勋得知后,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抽时间同强斋一起攀谈,交换意见。实在忙不过来,只好让工作人员陪伴到广州改革开放的重点景区参观游览。当他看到广州百废俱兴,一派生机的境况后,仿佛看到了祖国强盛的未来,他为习仲勋蒙冤十六年后,重新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闷结在心中十几年的心病一下子消解了。
不知是劳累过度,还是喜出望外,这次回家后不幸染疾,含笑九泉。习仲勋不无遗憾地说:“他走得太早了!太早了!应该多活几年,等退下来后,在一起好好聊聊,看看繁荣富强的中华民族是个什么样子。”
家乡父老对习仲勋一家有深厚的感情,是一脉相承的血缘之情,更是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之情。虽然,自清光褚八年(1882年)习永生离开家乡至今,已一百三十一年,但习仲勋老家的老宅基地仍完好无损。人们看到它,就犹如看到了远在异方的亲人。宅基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受到了人们的爱护,是发自每一个习氏人乃至整个堰子川人,也是绝大多数邓州人发自内心的爱。人们知道,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子孙为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一百三十一年的时间里,人们没忘记躺在堰子里卧龙岗老虎凹锦鸡坟茔里的习玉策和习国科,逢年过节人们会自觉地为他们上坟祭吊。因为,人们知道, 他们的子孙后代为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能过上幸福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
习氏父老乡亲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募捐、集资,慷慨解囊,为邓州习氏自己的始祖习思敬公修建祠堂,得到了周围乡亲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历代子孙, 遵照他崇贤尚德的遗愿,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造福人类的功臣。(未完待续)